日本友禅院禹门。

日本夏大禹圣王碑。

禹庙屋脊之上的“地平天成”。见习记者 章 斌 摄 

“绍兴方面能否提供明仁天皇的年号‘平成’与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的关系的有关资料？”这是25年前，一位日本老人给绍兴有关方面的来信。时任《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给对方回了信。

前不久，日本明成天皇生前退位，德仁天皇即位。全世界的视野都聚焦于德仁天皇的这场即位典礼。

任桂全看到这则新闻后，联想起25年前的这一往事。他说，日本老人的来信足以说明绍兴与日本，或者说绍兴与东亚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封日本来信

会稽山与日本“平成”年号什么关系

1994年秋天，一封来自日本的来信转交到任桂全手上，绍兴有关方面希望任桂全能够帮忙答复信上的疑问。

写信者是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人，信里言辞恳切，希望绍兴有关方面能够提供“明仁天皇的年号‘平成’与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的关系”的有关资料。

许是译者也不知道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为何物，没有在四者之间用顿号加以点开，看后令人摸不着头脑。

彼时担任《绍兴市志》总纂的任桂全，刚刚修改完“宗教卷”第二稿， “对于信中提及的‘平成’年号与会稽山的关系，我早有所闻。”任桂全说。

会稽山，因禹会诸侯而得名，大禹死后又葬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会稽山是大禹的一种象征。大禹的最大功绩，治平洪水，用《尚书·大禹谟》的说法，就是“地平天成”。　　

“估计康熙皇帝也赞同此说，所以有人请他题词，他书录‘地平天成’四个字，至今仍镶嵌在禹庙屋脊之上。”任桂全告诉记者。

1989年，日本明仁天皇即位。时任日本首相对“平成”年号作过解释，他说“平成”两字取自中国古籍《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和《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之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史学者张翔这样解读：日本产生新的年号，往往由皇室、宫内厅以及执政党共同商议决定，具体的年号，往往引用中国的典籍，用汉字表示。

“明仁天皇以‘平成’为年号，许是希望在他的任内，能够国内太平、事业有成。我回信后，把此事告知中华书局一位老编辑，他当即就此事写了一稿，寄给中国新闻社，不久在海内外多家中文报纸上刊发。”任桂全回忆道。

那“平成”年号与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又是什么关系呢？

任桂全通过查找地方文献，不仅梳理了四者间的脉络，解开了其中的疑惑，而且发现了绍兴在佛教东传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越地宗教东传

对三论宗、天台宗、曹洞宗等起核心作用

日本老人在信里提到的“会稽山、嘉祥寺、吉藏和三论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嘉祥寺，位于会稽山下、若耶溪边，是绍兴境内最早的寺庙之一。它建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

当时，会稽若耶山上住着一个名叫帛道猷的僧人，他性好丘壑，常常优游山林之下，兴之所致，写下“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的诗句，寄给与他曾有一面之交的苏州虎丘东山寺僧人竺道壹。竺道壹看后有所感，东游若耶，与帛道猷相会林下，“纵情尘外，经书自娱”。

王羲之的侄儿、时任会稽太守的王荟，也是同好之人，他为竺道壹建起了嘉祥寺，并以竺道壹“风德高远，请为僧首”。

由于竺道壹“博通内外”“律行清严”，他位居僧首后，四方僧尼纷纷前来听讲学佛，嘉祥寺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教名刹。

到了隋朝，一位名叫吉藏的高僧，从南京来到会稽嘉祥寺，且一住就是15年。吉藏在嘉祥寺讲授佛法，听众常达千余人，人称其为“嘉祥大师”。

吉藏潜心研习佛法，著有《中论疏》《十二门论疏》和《百论疏》等佛学著作，大弘三论之学，研究讲解三论，后来便被视作三论宗之祖，而“三论宗”亦被称为“嘉祥宗”。到唐高祖时，长安设立十大德统领僧众，吉藏是其中之一。

在吉藏的门人中，有一名叫慧灌的僧人，来自朝鲜。慧灌学成之后，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传法，而是去了日本，成为三论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此后，慧灌的弟子、日本僧人智威、道慈等又留学大唐，学习三论学说，回国传布，形成元兴寺、大安寺两个流派，流传至今。

“嘉祥寺、吉藏、三论宗，就其范围而言，都是发生在会稽山的人和事，而且都没有离开佛教。按照佛教界的说法，嘉祥寺就是日本三论宗的祖庭。”亦为《绍兴佛教志》主编的任桂全说，“惜嘉祥寺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禁佛运动中被毁，此后则无闻于‘嘉祥’之名矣！” 

其实，不仅三论宗的东传与绍兴有着密切关系，天台宗、曹洞宗的东传，绍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时绍兴是台州去长安的必由之地。日本僧人到大唐求法的八大家中，最澄、空海、圆珍以及圆载等人先后到过绍兴进行佛学交流，对日本天台宗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春天，日本僧人最澄离开天台，途经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圆寂的新昌大佛寺，在此礼佛后，他来到绍兴。最澄在绍兴龙兴寺、法华寺求法，后在上虞峰山道场受密教灌顶（密教传法仪式），他还获得一批佛经、图和佛具等。回国后，最澄向日本朝廷递交了一份携带回去的总目录（也叫请来目录），其中有《台州录》和《越州录》，如今《台州录》已经佚失，《越州录》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与最澄一起到大唐留学的空海，在回国前夕，致函越州节度使请求援助经书。空海回到日本后，他的“请来目录”记载有经书216部、461卷，还有图、道具等，其中从越州求得的典籍多达150余卷。这一“请来目录”原本至今尚存，也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曹洞宗创始于晚唐，创始人为良价。曹洞宗传至第13代，有位住持名叫如净，绍兴人。彼时，一日本僧人道元在他的门下受法，后回国创办曹洞宗。 

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越地一度成为江南佛教传播的中心。改革开放后，东亚不少僧人到绍兴来认祖、参拜、寻踪，进行佛学交流。 

1989年，日本天台宗长老由中国佛教协会时任会长赵朴初陪同，到新昌大佛寺礼佛。1998年，日本佛教协会时任会长带领日本宗教旅行团一行240人，到上虞峰山道场举行大型朝拜活动……

“这种以寻访宗师遗踪为特征的民间交流，既是佛教的交流，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任桂全认为。

一次越族迁徒

开启越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史前交流

绍兴与东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史前。

距今7000~6000年前，整个宁绍平原因为卷转虫海侵，沦为一片浅海。海岸到达今天的会稽山和四明山山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越族居民，不得不纷纷四散逃亡，以求生存。

“他们的流散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越过今天的杭州湾，向今天的浙西和苏南丘陵地迁移，以后他们被称为勾吴一族；二是向宁绍平原南部迁移；三是运用娴熟的漂海技术，到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任桂全拿出陈桥驿先生著的《吴越文化论丛》一书，指给记者看。

据《越绝书》记载，流散后的越族有两个重要的名称——“内越”和“外越”。“内越”指的是移入会稽山、四明山的一支；“外越”则是漂洋过海的一支。

“外越”的流散，一般选择在夏季，乘坐独木舟或木筏，顺着盛行的南风漂往琉球和日本，日本的九州是首选之地，它是一个适宜的登陆地点。

据陈桥驿先生的记载，在日本的旧国名中，有“越前”“越中”“越后”等地名，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包含“越”字的地名。这些都是古代越族到达这个地区的标志，也就是越文化的标志。

越族的这次迁徙带来了中日两国间的史前交流。一直到今天，中日两国之间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方面，仍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日语许多词的读音均读越音，如“二”读作“ni”，与绍兴的发音同。

陈桥驿先生认为，从宗教上看，越族是一个淫祠滥祭的民族。在绍兴一带，什么都有“神”，农村一间十分简陋的厕所，也由“神”管辖。日本不少民众信奉佛教，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极多，但不少祭祀活动都不属于佛教，是不是越族残留的影响，值得研究。

几位绍兴名人

或影响了东亚，或被东亚人“发现”

东亚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和发展。其中离不开几位绍兴人的功绩，尤其是王阳明和朱舜水。而章学诚则因为日本人的最先“发现”，从而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王阳明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

日本维新派中有一人大名鼎鼎，他在与清北洋舰队的海战中屡立战功，击败过沙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纳尔逊”之誉，他是被誉为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

1905年，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大胜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回国，日本天皇为他举行庆功宴。在宴会上，面对众人的一片夸赞，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17~18世纪，阳明学说在国内受到冷落和批判，但在东邻日本，却受到空前的重视。

阳明学传入日本，有史可考的时间在他去世70多年后，其代表作《传习录》在1602年传入日本，但一直到1650年才在日本出版。

日本能迅速蹿升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但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充分效法和发展了阳明学中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强调实践的说法，要求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

朱舜水，王阳明的老乡。明末清初绍兴府余姚人。他眼看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流亡日本。

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礼遇和尊重，被请到东京讲学，他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前来就学。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以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曾撰文赞曰，“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

朱舜水寄寓日本20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白发苍苍的他多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乡。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留在了日本。

还有一位绍兴学者章学诚，则被日本学者率先发现，从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他出生在专门汉学、不谈义理的时代，他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他的言行，在他去世多年后一直被埋没。

1920年，在章学诚去世近120年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后发表《章学诚的史学》，章学诚这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胡适在看到此书后慨叹：“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成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反复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

章学诚至此被视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大家，跻身史学大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