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古文字学家多致力于研究古文字的识读及其历史价值，而书法家更倾向于如何将其转化为新的艺术创作范式。当然，这其中也多有身份重合者，如著名的“甲骨四堂”中的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他们既是甲骨学者，亦是书法家。曾与郭沫若诗文流连、交游甚密的于省吾，他也是一位集古文字学家与书法家于一身的学者。

于省吾（1896—1984），辽宁省海城市人，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和书法家，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著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商周金文录遗》《甲骨文字释林》等。

于省吾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蒙学于父亲，23岁那年以优异成绩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毕业后，凭借扎实的笔墨功夫先在安东县署编辑县志，不到三个月，又转至刚开设的奉天（沈阳）交通银行任职员。后又相继任西北筹边使署文牍委员、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奉天萃升书院院监等职，“九一八”事变前夕移居北京，曾执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主讲古文字学；1952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受匡亚明之邀赴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定居长春。

虽然，于省吾是以学者面目示人的，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法热”兴起之际，他和罗继祖、金意庵等均为吉林乃至东北书坛的旗帜性人物。作为古文字学家的于省吾，其书法作品中甲骨文与金文反而鲜见，流传于世最多的则是内敛儒雅、古劲俊朗的章草，颇具辨识度。

至于其为何对章草情有独钟，笔者以为，一方面，与当时的风气有关。二十世纪初，碑学依然为主流，但随着甲骨文、汉晋简牍及敦煌文书的相继出土，使得这一局面开始出现转型。人们开始对墨迹、刻帖、碑版进行重新审视。在这一大背景下，相继出现了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等诸多章草书家，以碑为根基，探寻着碑帖结合的书学路径。另一方面，由于章草自成规范，其上接于草隶乃至草篆，下接于真体行草，非古非今、亦古亦今、 宜古宜今，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潜力，而且相对于今草而言更易于辨认识读，更具实用性。

于省吾的学术视野、艺术视野都极为开阔，故其学习章草不拘陈法，既对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和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名帖下过功夫，又从包世臣、沈曾植等处也多有取法和参酌。故其章草不是简单地因袭某家某碑某帖之貌，而是博观约取，融会贯通，化古为我，尤其是他的笔调和线条自开新境，显得更加恬静蕴藉、散淡自如，迥拔于流俗之上。

于省吾诸多章草作品在笔法上，多露锋顺入，转折处方圆兼施，特别是写章草最具特点的“波磔”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顺势而为，自然天成，落落大方，无丝毫程式化的笔墨；在结字上，既没有按常规呈横势发展，也从不故作姿态，或横，或直，或斜，笔随势走，变化运动，看似“不稳”，似欹反正，以不稳求稳，非高手实难为之；墨色上，润泽为主，间有枯涩，恰到好处；章法上，没有“形式构成”，看似字字独立，实质笔断意连、彼此关照、行气延绵，给人以特立独行的气质。

当然，最终成就于省吾章草艺术的还是其学识和学问。作为古文字学家，他对甲骨文的见解和研究水平连郭沫若都“十分钦佩”。早年郭留日期间研究甲骨文，很多资料就是于省吾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予以提供的。1957年，于省吾又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托，为郭的《殷契粹编》和《卜辞通纂》两部书进行校订，花费了整整两个月工夫，将这两部书通校一遍，改正了其中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其中部分意见被郭采纳并以眉批形式录于书中。比如，他撰写的《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三百字（成为同辈学者中考释甲骨文字最多者），还将罗振玉、王国维以来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加以继承并发展，从而对今后文字的考释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