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画像

朱熹（1130~1200） ，字符晦、仲晦，号晦庵，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官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府、荆湖南路安抚使、秘阁修撰，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卒谥文。朱熹一生关心政治，以办学讲论、著述撰注为主要活动，但也曾出仕从政9年多，其间颇有政绩，尤以钦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单车赴绍兴救灾，开仓放粮，赈灾济民，组织救旱，百姓称谢，表现了为官的管理才能和良知，越人一直怀念不已。

孝宗淳熙八年（1181）五月，绍兴府大水成灾，《宋史·五行志》载：“五县漂浸民居八万三千余家，田稼尽腐。”时绍兴府辖八县，居民总户数才不过20余万，而被水毁居民户却达如此之数，足见灾情十分严重 。然又祸不单行，至七月，绍兴府复患水灾，民众大饥，“昔所未有”（《续资治通鉴》）。朝廷恐饥民成群，起而反抗，不得不引起重视，经宰相王淮推荐，钦命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赴绍兴采取应急措施救灾。

在百姓有急难之时，一介儒生的朱熹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据《续资治通鉴》载，他接受出使浙东之任后，毫不犹豫，当天就轻车简从，匆匆上路。似乎没有来得及与家人告别，也没有向亲朋故旧辞行，日夜兼程赶赴绍兴。

临行前，他唯一所做之事就是给各郡写信要求速速招募米商驰绍。在《宋史·朱熹传》中记载道：“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他明确宣布，各地米商到绍兴做生意，一律免征税收。此招甚灵，待朱熹抵越时，装满粮食的商船，早已停满绍兴码头。

朱熹到达绍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车简从，微服私访，遍行境内，察勘灾情，了解民情：首先把饥饿、贫困、患病以及被遗弃的婴幼儿集中起来，腾出空房，妥善安顿；然后明察暗访，日查民隐，没有前呼后拥，也不搞层层接送陪同，所到之处人皆不知他是朱熹，连那些平日里习惯于前呼后拥的郡县官吏，也都惮其风采，肃然起敬。

朱熹的明察暗访，不是走马观花、装腔作势，而是非常翔实仔细。在掌握了大量灾情资料后，他在给朝廷的《奏绍兴府都监贾佑之不抄札饥民状》中报：“绍兴府诸县今岁灾伤，饥民流移，阙食甚众......仍遍行收拾病患饥困及遗弃小儿，就宽阔寺院安着。”（《朱文公文集》第十六）他又在《乞借拔官会给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中奏：“先据两县（会稽、山阴）申到，比旧计增二十五万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余诸县尚未申到，计其县分地理之大小，户口绝当数倍于此......两县所得，一家不过日得一二升，一口不过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后他在《奏救荒事宜状》中又曰：“绍兴府之饥荒，昔所未有......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为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砍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野草菜根，所掘又尽......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呼号宛转，所在成群。”他将当时绍兴府受灾情况和百姓悲惨遭遇，向朝廷作了客观真实反映。正是朱熹如实持续的上奏，朝廷才从国库中拨出30万缗的救灾费。《宋史·孝宗本纪》有云：“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籴。”

嵊州贵门山朱熹题刻

朱熹一方面主动向朝廷反映，尽管先后有多道奏折被扣压，即使偶尔有被采纳的，也是拖拖拉拉，一再延缓时日，这种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官场积弊，使朱熹“不胜忧愤”；另一方面，他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大胆改革地方赋税政策，在人口税、借贷利息、差役之法、酒类专卖中，凡“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宋史·朱熹传》）。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朱熹能以百姓利益为重，调整时政，行厘革之举，这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赈灾解决当务之急外，朱熹还从长久之计出发，采取了不少行政措施，如创立社仓便是一例。为了预防荒年，他规定各县都要建立社仓（也称义仓），积谷防灾，“每年敛散，石取息二斗，凶岁则蠲其息”（《绍兴市志·人物卷·朱熹传》）。

朱熹在绍兴的救灾行动和厘革时弊之举，自然也遭到一些人的议论和反对。有人甚至中伤朱熹，说他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是“疏于为政”。倒是孝宗帝讲了句公道话，他对宰相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朱熹传》）

一名父母官，能否在百姓心目中永存，既不是靠豪言壮语，也不是靠凛凛威风，而是要看他是否为老百姓办实事。因为古往今来，老百姓都是讲究实在的。南宋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因为老百姓办过实事，所以至今一直铭记在绍兴百姓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