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为诸暨枫桥人，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在存世的王冕书画作品中出现过、并被认为是王冕所用的印章，共有20多枚，但这些印章并非全由王冕自篆自刻。之所以说他对篆刻作出了重要贡献，离不开为他“首用”的花乳石。花乳石容易运刀，实现了文人自篆自刻。明代镏绩《霏雪录》称：“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王冕别号）始也。”最早记载了王冕用花乳石来篆刻。

王冕当年刻印所用之“花乳石”是否为诸暨所出？今何在？

王冕石篆刻作品

王冕与篆刻

王冕（1285—1359)，字符章，号竹斋，别号会稽山农，诸暨桥亭郝山下（今属枫桥镇）人。王冕生活于元代中晚期，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儒士，早年也曾热衷于科举求仕，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遂以授学、绘画为业。他的绘画造诣极高，特别是墨梅，在其生前身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堪称独步天下。他又是一位言无所忌、直抒胸臆的诗人，尤其是题梅诗，颇有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同时，在篆刻发展史上，他还是文人印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中国美术学院学者、美术学博士周高宇介绍，在王冕之前，刻印主要以铜、牙、木、角、玉等为印材。普通人在这些材料上刻制印章有一定难度，所以刻印这事一般由工匠完成。对印章制作有兴趣的文人只能参与印文的书写，而把铸印、刻印或凿印这样的加工环节交给工匠，这种文人参与印文书写的过程是现在篆刻艺术的萌芽。对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来说，工匠的加工未必能精确传递出他们对篆书的理解和他们的篆书风格，这是一种遗憾。但对大多数需要用印的人来说，印章只是发挥凭信功能的工具，工匠制作出来的印章足够满足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元代及元代之前的用印大多如此而来。

周高宇说，王冕用花乳石入印在印学史上开启了文人自篆自刻的方便之门，开创了明清篆刻流派纷呈、灿烂繁荣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前进和发展，因此这一事件在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历代学者对花乳石产于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民国后的学者对花乳石的考证多为猜测之辞，没有实证。因此，对花乳石的考证，不仅可以使我们明了花乳石为何物、产于何地，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晰地了解宋代至清代金石学的发展轨迹、元代书法和篆刻等艺术的演变途径。

诸暨市书法家协会理事、诸暨印社秘书长赵天飚表示，对于王冕首刻的诸暨花乳石，历史上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为填补这一空白，诸暨市文联将王冕篆刻艺术与诸暨花乳石研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诸暨市书法家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印石爱好者通过史料考证、石矿分布调查、各矿点精品原石搜集等工作，系统分析研究王冕篆刻艺术和相关印石文化，出版了《诸暨王冕石》一书。书籍对王冕的艺术创作、王冕与中国印学、王冕与文人治印以及王冕与印石的关系等，作了周详的研究和考据。同时对王冕当年刻印所用之“花乳石”是否为诸暨所出作了考证，并将诸暨的印石定名为“王冕石”。

诸暨与花乳石

著名书法篆刻家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中对花乳石进行了诠释：花乳石是一个总名。产自各地，因地得名，品目繁多。主要有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等。浙江青田县刘山产量最丰富。佳者半透明，世称“冻石”，并有“灯光冻”“鱼脑冻”“蜜蜡”等各种不同名称。寿山石产福建福州城北六十里芙蓉峰下，多白色，亦有黄色，世称“田黄”，最名贵。昌化石是浙江昌化（今临安市昌化镇）产品，青浆中带红块，如鸡血，故亦称“鸡血石”。以上三种印石最有名，他处产品亦多有，不一一详述。

“花乳石”其实就是具有不同颜色、似冻似乳汁的叶蜡石。

诸暨花乳石

周高宇认为，王冕的老家在诸暨市枫桥镇郝山下桥亭村，其老家也产一种叶蜡石，这一中型叶蜡石矿区位于今诸暨市赵家镇，赵家镇以前在行政区划上属枫桥镇管辖，是改革开放后独立出来的乡镇，两者的直线距离只有5千米。在诸暨话里“花乳石”的意思就是有花纹的白色石头，这和赵家镇产的大部分叶蜡石特征非常吻合。从取用方便的角度和“花乳石”这一名词字面意思上所应具备的特征来看，王冕入印的花乳石应该是自己老家出产的叶蜡石。

据诸暨赵家镇的父老相传，王冕曾经在赵家镇夏湖村住过一段时间，此地就在盛产叶蜡石的上京村边上，流经该村的溪流出产冲刷过后的叶蜡石。诸暨产的叶蜡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为工业用矿曾经大规模开采过，主要用于化妆品、陶瓷和造纸等行业，其中浙江省黏土公司选了一部分质量优秀的出口日本。从目前已开采的几个坑口如上京、鹅凸山等来看，诸暨叶蜡石中通透的冻石少，以微透明或不透明的石头为主，主要色调为青、白、紫、红、黑等，原石摸上去蜡质感强，且滑润。不同坑口的石质不同，刀感有爽脆近青田石的，细腻如寿山石的，也有凝滞如昌化石、巴林石的。

近年来，诸暨的几位篆刻爱好者，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寻，终于在离王冕老家郝山下不远的山里，找到了诸暨本土的花乳石。在得到实物证据支撑的前提下，结合王冕的生平经历，诸暨文史研究专家徐晓刚认为，在接连参与江浙行省乡试又接连失利的打击下，从至治元年（1321）开始，王冕曾有较长一段时间“闲居”在老家。他一边帮助父亲打理农事，一边痴情地发展着自己的艺术爱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得到了产于老家附近的花乳石，并发现可以用来刻印，于是开始自篆自刻，翻开了篆刻史的新篇章。

诸暨印人承前启后

说到诸暨人对中国金石篆刻的贡献，除王冕之外，远不止一人。

篆刻创作现场（资料图）

西泠印社社员杨建新介绍，王冕之前便有南宋时诸暨人王厚之和赵希鹄等。王厚之为著名金石学家、语文学家、理学家和藏书家，有《复斋印谱》《钟鼎款识》等著作存世。赵希鹄系宋宗室之后，为著名书画家和鉴赏家。其所著《洞天清禄集》对文房清玩之物包括金石学之中青铜器物与古代石刻等的考证、品评、鉴赏，迄今仍为鉴赏研究者的案头指南。

至清代，金石篆刻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期，有两个诸暨人是不能不提的：一是屠倬，嘉庆进士出身，精诗词书画，擅金石篆刻，乾隆时，钱塘人丁敬创“浙派印学”，后有“西泠八家”继起，屠倬为八家之后浙派篆刻的重要传承人，其作品见于《团云书屋藏印谱》《乐只室印谱》等；二是钟权，博学多艺，工书法，精篆刻，其风格追秦宗汉而又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为浙派印学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之一，有《漱石轩印谱》八卷存世。及至当代，被沙孟海先生誉为诗、书、画、印“四绝压群伦”的余任天先生，承先贤之文脉而异峰突起，成为一代大家，他的篆刻一宗浙派，初继钟权之风，后追秦汉之迹，再后收汉隶和魏碑之意，独辟蹊径，终成大观。1944年，余任天在浙南山区的艰苦环境下，创办了龙渊印社，传承弘扬中华篆刻艺术，其文化情怀和爱国之志，由此可见一斑。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等名家无不对余任天的人品和艺术造诣推崇备至。

如今，诸暨的印人以王冕石为载体，继承先贤印风，开展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