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稚圭何许人也？读《南齐书·孔稚圭传》可知：孔稚圭（447—501），一作孔珪，字德璋，是南朝齐时的著名文学家，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自幼好学，有美誉，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中，为太守王僧虔所器重，引为主簿。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他转为骁骑将军，复领尚书左丞，转太子中庶子、廷尉诸职，永明末转御史中丞。齐明帝初，为冠军将军。鉴于北魏连年南侵，征役不息，于是上表提出通和之策，明帝没有采纳。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他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于永元三年（501）去世，年五十五，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文学家，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相当有限。经粗略统计，学界尚未有研究孔稚圭的专著问世，仅有期刊论文2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不足10篇，散见于其他著作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我们作为越地的后人更有责任加强对他的研究。

孔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南齐书·孔稚圭传》），文学上享有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其子请沈约和孔稚珪撰写碑文，足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南齐书·孔稚圭传》）。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收录在《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中的《北山移文》，是孔稚珪骈文创作的代表作。它在艺术风格方面具有六朝骈文“气韵幽闲，风神散荡”，“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孙德谦《六朝丽指》）的典型特点，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作品在使用夸张、对比、拟人等修辞抒情和语言精美等方面很是突出。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吧：

世有周子，隽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覈玄玄于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

这段文字，就出自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北山，即是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在南京市东北，山南有草堂寺。移文是古代的一种用作晓谕、责备、声讨或揭露的文体，与檄文相似，也有人认为移文就是檄文。唐·骆宾王写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是一种声讨的移文。南朝时，隐逸之风盛行，有些士人往往借山林隐居来标榜清高，以此作为求取高官厚禄的进身之阶。孔稚圭认为一个叫“周子”的人就是这种人，他最初隐居北山，后来收到朝廷的诏令，便欣然应召出仕。因而孔稚圭对他的假清高十分轻蔑，后来听说周子进京，途中要路过北山，于是假托山神之名写下这篇著名的移文。

通篇文章用拟人的手法，将周子隐居时和出仕后的行为作了鲜明的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假隐士的虚伪和丑恶，极具讥讽之意。文章从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士说起：一种是卓尔不群的真隐士；第二种是纵情于山水之间的寻常的隐者；第三种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假隐士。作者将这三种人的行为加以对比，揭露周子借终南捷径追求名利的真用意、真面目。你看，“像那种卓然立于世俗之上，干净明亮地处于云霞之外，视千金如草芥，连看也不看一眼；把皇位当草鞋，轻视得随手脱掉；在洛水边静听美妙的音乐，在长河畔欣闻采薪之歌的隐士，本当也是有的。哪里想到会有前后不一、反复无常的人。真让人为墨子所悲而流泪，为杨朱所哭而极哀。这些人虽然暂时隐居山林，而内心却早已被世俗名利所浸染，或者是开始的时候还洁身自好，后来便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啊！唉，隐居的尚子平已经不在人世，称病不出的仲长统也永远地离去了，群山寂寥，长久以来，又有谁去欣赏？”这种真隐士和假隐士的对比，真是入木三分，无比深刻。

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周子又在县里忙于置办行装，催船赶赴京城。虽然他钟情于朝廷，但也许还想借此机会重游北山。那么又怎能使杜若厚颜相陪、薜荔蒙受羞耻、碧岭二次遭辱、丹崖重被玷污？怎能让芳草路上留下尘世的足迹，让清澈的洗耳的池水因他而遭受污染？应该拉起山峦的窗帷，紧锁云中的门户，收起轻雾，藏起急流；在谷口挡住他的车子，在郊外堵住他乱闯的马匹。于是簇簇枝条愤怒，繁茂野草扬威，有的扬起枝条去击毁车轮，有的忽然低下枝叶来扫净车迹。请挡回这副俗人的车驾，为北山之神谢绝这个逃走了的客人的重来。”这拟人化的描写，尖刻泼辣、嘻笑调侃的写法，显示出作者对假隐士是何其痛恨、何其决绝的态度，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顺便指出：旧说文中的“周子”指的是当时的周颙，且十分肯定；但此说与《南齐书》中的有关记载不符；而且从其与作者生活道路基本相似、结交朋友和为人风趣擅文相似来看，说周子就是周颙是缺乏依据的。周子应该说是一个假托的人物，是假隐士一类人的代表。文章通过对伪隐士虚伪言行的不满和鄙视，表达了对当时恶劣的社会现象的痛恨，其意义显得尤为广泛和深刻。对这一点也不能不察。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