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婚俗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中，男女双方将婚书视为婚姻关系的契约。由此，一纸婚书也成为古代婚姻礼仪不可或缺的重要文书，又兼具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近日，“绍兴旧式婚契展”在绍兴图书馆历史文献馆举行，市民可以通过一封封古朴而珍重的婚书，去领略中国旧式婚书的变迁，重拾“从前慢”的爱情与诗意。

一场婚书展的学问

“这清朝的婚书原来长这样啊，红红的看着也喜庆。”“你看这张结婚证，不就和我们那张一样吗？连图案都是一样的。”……7月16日上午9点，当记者走进绍兴图书馆历史文献馆二楼的地方文献室，已经有好几位读者围在“绍兴旧式婚契展”的展柜前轻声交流。据了解，展览信息发布后，吸引了不少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前来参观，让大家了解到了原来婚书也能成为一种收藏品。

清朝末年的婚书。

此次绍兴图书馆展出的婚书，年份以清朝末期到上世纪50年代末为主。绍兴图书馆相关人员表示，现在的结婚证，在旧时被称作婚书，属于“散页文献”，虽然看似是一张纸，但蕴藏的各种社会关系却十分丰富。作为婚姻凭证，是家庭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作为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为我们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

从展出的婚书可以看出，古时的婚书颜色上就十分喜庆，多用红色纸张来书写。在一张清代末期的婚书上可以看到，婚书红纸上印有“双喜”底纹，并写有“天作之合”“纳彩之敬”等字样。绍兴市知名收藏家王德轩认为，从这些字样中可以看出，这张婚书不仅仅是双方订婚的契约，而且包含了旧式婚俗中，男方赠送给女方的纳彩（采）凭证。

“除了红纸婚书，在旧时的婚书、婚契中，还有男女双方书写的《自愿结婚书》、订婚书等，封建社会时，甚至还有专门写明童养媳的婚书。”王德轩介绍，每一张婚书，就是一个时代烙下的烙印，能够让我们去了解那段过去的岁月。这也是这些旧式婚书保存下来并展出的意义所在。

民国时一位女性的《自愿结婚书》。

“结婚证”的变迁有看点

不同时期的婚书，有着不同的样式和图案设计，也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独有特征。

明清以前，婚书类似文书，多为两页折页，没有太多的图案设计。民国时期，婚书的名称也逐渐演变为结婚证书。结婚证书样式变得更加美观，普遍绘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富贵牡丹等吉祥图案。在此次展出的旧婚书中，就有大量传统吉祥图案的设计。如证书边框上方会有一对在空中互相追逐的燕子，成双成对的造型，意为“喜相逢”或“比翼双飞”，比喻夫妻恩爱，相伴不离或男女情投意合；左右边框各有一对站立于枝头的喜鹊，它们互相对视，依偎在一起，寓意“喜上眉梢”；下框左右为两只孔雀，其意为“鸾凤和鸣”；而四周绘有象征富贵的牡丹、代表纯洁和美丽的月季花，意味着美满幸福的婚姻。手续更加完备，在领取结婚证书时还需加贴印花税票，以证明婚嫁行为的合法性。

1955年之后，国家颁发的婚姻法律文书上统一使用“结婚证”三字。这一时期的结婚证书明显带有时代的特征，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演变过程。当新中国的各项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之后，结婚证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更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证书内容更为简洁精练，强调结婚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强调婚姻自由、自主自愿、男女平等、互敬互爱。

婚书是婚俗重“礼”

自古以来，婚姻都是人生大事，而婚书作为结婚的凭证，不仅是一纸婚约，更承载着男女双方对婚姻的期许与忠贞。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婚书可追溯至周代。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朝廷设有“大司徒”“媒氏”等专司婚姻的官职，“以阴礼教亲，则民无怨”，这里说的“阴礼”，指的就是男女之礼。因为繁衍子嗣既是维系家国延绵的关键所在，又是增加赋税的重要手段。男女订立婚约之后，就必须要有婚书登记，否则婚姻关系无法成立。

古人的婚俗礼仪也是十分复杂，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传统婚姻就有一整套颇为繁缛的仪式，谓之“六礼”，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婚俗礼仪逐渐由繁至简，特别是到了宋代，婚俗更是精简到了纳采、纳征和亲迎这“三礼”。

婚书的法定效应也随着历史沿革而有所不同。秦汉时期的婚书大多书写于竹简之上，男女双方各持一半，这一形式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阶层。唐宋时期，民间开始流行婚书。据《唐律》记载，男女缔结婚约，两家需互报婚书。如有违婚约，则要受到相应的惩处。如已允诺嫁女并报婚书，却又私定婚约或悔婚，需杖责六十。北宋颁行的《宋刑统》更是明确规定，男女双方结婚绝不能没有婚书，否则官府不予承认。

到了宋代，随着婚俗礼仪越来越简单，婚书也就简化为草帖与定帖。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凡娶媳妇，需先拟写草帖，两家允许后，再拟立细帖。如果双方有意，且八字匹配，则要下定帖。定帖是约定婚姻关系的重要凭证，男女双方的家长互相满意，则要交换定帖，民间俗称“换帖”，这就表明要定下这门亲事了。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到了清代，从州县到省的各级官府都一再昭告，凡民间婚姻纠纷需状告官衙者，必须出具婚书方准受理，有的官员还设计婚书格式刊示于众，以使百姓一体遵行。但与典卖田地、房屋、奴婢的契书不同的是，我们迄今未见到由官府签印红契的婚书。也就是说，无论初婚礼书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婚契，都只有民间自行开立的白契，官府仅仅在婚姻需要司法介入时才会介入，可见从传统社会早期直至清末的漫长时期，国家始终将婚姻划在“礼”的范畴之内。

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

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民政府颁布《各省市发售官制婚书章程》，其中规定：“官制婚书，各省由民政厅照式制印，发交各县市政府转发各区、村分售，特别市由社会局照式制印，交由公安局转发各警区分售”“凡订婚时或已订婚而现在结婚者，如不购用官制婚书，一经查出或被告发，除按漏贴印花税票处罚外，仍应照购”。说明民国时期的婚书已经实现了官方统一制作、发行和使用的规范化管理，并且具有了更强的法律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