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浙江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前沿，推动社会进步，在文艺界，陈半丁是其中之一。陈半丁的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合乎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之正脉，“高古胜人”。他继承、发展、弘扬中华国粹的责任与担当，已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回顾陈半丁学艺为艺的历程，对当下文艺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有所启示。

从海派到京派

笔下融会南北

陈半丁（1876—1970），名年，字静山，中国近现代著名国画家，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出生于柯桥西泽村（今属柯桥区柯岩街道）一个中医世家。他少时“嗜书画入骨”。19岁随表叔吴隐（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一起来到上海，在清末上海富商、书画家严信厚家的“小长芦馆”当刻章、拓碑帮手。陈半丁《手书自传》云：“十九岁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不久又遇吴昌硕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海派巨子蒲作英、任伯年与吴昌硕等亲炙于他，造就了早期的陈半丁。吴昌硕家里每年春节祭祖所用中堂供奉之先考妣像，即“丙午三月半丁陈年敬绘”。1904年西泠印社创建，陈半丁即为早期会员。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谓陈半丁“初为杭州西泠印社主人吴石潜之学徒，后以石潜之介拜缶翁为师，绘画刻印，无不神似……余见其绘画中，自刻诸印，无一不佳，甚至有超过乃师吴昌硕者……”在上海十年的从艺与交游，为他后来在京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6年，陈半丁在上海宁波会馆作画偶遇崇尚北宋北宗一路的“北平广大教主”金城，绘画才能受金城激赏，在金城的极力邀请之下，陈半丁北上，经金城推荐入肃王府，得肃王（善耆）、贡王（贡桑诺尔布）赏识与厚待，并开始鬻画生涯。在京城，陈半丁还加入了北京金石社团冰社（易孺、罗振玉、马衡、梅兰芳等发起）、浙人余绍宋为首的美术社团宣南画社（梁启超、陈师曾、沈尹默等参加）、金城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等，陈半丁都是社团中的骨干。当时北京在金石书画收藏上的丰富，非清末的苏浙可比，且书画风格也与上海地区不同。黄宾虹在京城审画11年，完成了“黑宾虹”的转变与理论的成熟。1917年，蔡元培介绍陈半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半丁受馆长章士钊点拨，后又在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授，眼界、学识为之长进，对古法孜孜以求，其绘画风格实现了融会南北的转变。

在国画与西画间

坚守国粹传统

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1918年陈独秀在第6卷第1号《新青年》上高呼“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文化界人士也多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美术来改造国画的观点。1928年10月，徐悲鸿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推行改良中国画运动，即以西方写实来改造中国画写意的做法，受到了师生的抵制，《陈半丁档案·参加革命前的社会简历》中也显示:“1928年艺专辞教。”不同于徐悲鸿的全盘否定，陈半丁的好友陈师曾提出中国画“进步论”，他在1921年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维护中国传统绘画、反对盲目崇尚西方的论调。陈半丁与弟子王雪涛更希望通过吸取明清院体、小写意花鸟画中的养分，来改良当时饱受争论的文人画。面对当时画坛中批判传统国画的呼声，陈半丁等团结京派画家，并与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西方文化有所反思。从1920年至1936年，组建的传统书画社有40余家，最著名的就有中国画学研究会，其时，陈半丁交友广泛，活跃于各界。

由画家到班头

提案设立新中国国家画院

鉴于陈半丁花鸟画风的日趋成熟及在研究会中的地位，陈师曾、金城去世后，1927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主要会务都由他主持，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发展京派绘画。陈半丁在北京画坛的地位已经非常之高，影响力远高于1917年就有交往的挚友齐白石，跻身京派绘画的领袖人物。（中国画学研究会获大总统徐世昌支持，部分开办经费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支出。）

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陈半丁坚持自己的爱国之心，拒日伪政府聘请，刻“强其骨”“不使孽钱”印激励自己，并辞去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的职位。之后他以卖画、刻印为生。

陈半丁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陈半丁档案》记载，在1949年，“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至今与傅作义三人信诚如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美术学校停止了国画的教学，社会上取消了艺术市场，国画家的不满已经不仅是艺术观点而是生存空间受到影响，于是国画家通过各种途径向上层反映。为解决老派画家生计的问题，陈半丁也带领同仁展开自救互救，通过与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关系，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主席说过,“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在上层的关心下，为解决老派画家生计的问题，后经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倡议，着手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1953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一年后，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

1956年1月1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增补陈半丁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在政协会议上说:“本应早做的事情，直到今天焦头烂额，一点没有起色。不客气地说，现在才下手，已嫌迟了些。”1956年2月，81岁的陈半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第0079号《批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提案，力陈中国画发展之艰难处境，并提出建议：“未知政府对于中国画，是否也可以和中医中药一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于综合大学、各级师范设立中国画系，分门研究。并多方设法汇集以往优良作品，作深入专门讨论。培养中年、青年画家，予以机会和策励。以扭转轻视国画的成见，打开中国画的出路，发展中国画的前途，走向艺术新建设之路，来配合文化高潮的到来。”

陈半丁试图为传统中国画寻得一片栖息地，以延续千年丹青的些许文脉。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1956年6月1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关于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方案。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7年5月14日，恰恰在陈半丁生日这天，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以及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首都各界人士30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即兴发表长篇讲话。叶恭绰出任院长（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陈半丁出任副院长（同时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等职）。随后在上海、江苏、广州及全国各地先后都建立了画院，那些被排斥在美术院校之外的众多优秀画家有所归依，国画创作的局面得以完全打开，这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新中国建立画院体制，意味着中国画创作与教学不同于西式美术教育体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自身特殊性，这是在西式美术教育体制与学院创作机制下，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术优良传统，保护民族优秀传统绘画的一种文化国策，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前瞻性和深远的意义。此举陈半丁厥功至伟。

余香送尽人在，

铭就此身之荣幸

1956年10月17日，81岁的陈半丁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陈半丁画集》由李济深作序。老人欣喜之余刻就《莫负此生》朱文印，款曰：“真心待人，于心便无愧矣。如专作一味叨好，不但失真，尤可耻也。丙申半丁老人年。今天是吉月吉日，得蒙毛主席赐宴在一席，此身之荣幸足矣。”

陈半丁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新中国3个改天换地的时期，其整个书画生涯也是以这3个时期划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是“吃百家饭”的集成式创作，是在传承与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作为国画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并非仅仅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问天下事，而是关心自己所在群体的存亡，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对于我国书画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的责任与担当。有鉴于当前对陈半丁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对他和时代的特殊关系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从中国画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艺苑班头、画坛师首”陈半丁，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应有其更重要的篇章。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