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绍兴客户端见习记者 陈 琪 文／摄

信札在西方被称为“最温柔的艺术”，是老一辈人进行人际交流的主要载体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11月3日，新昌博物馆里举办了一场近现代名人手迹展，由新昌名人信札收藏家、耕烟名人墨迹研究中心董伯敏提供的200余件不可多得的文化名人手迹引得现场参观的群众纷纷围观。

“有机会能看到老一辈人的手迹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还是一次看到这么多饱含意义的名人手迹！”凑在展柜前不时摘下老花眼镜的唐佳文激动地说。

在历史长河中打捞名人往事，用信札拼凑历史碎片。“这些信札的主人既有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也有书画家、艺术家，还有科学家和一些政坛领袖，此外另有一些是我们绍兴、新昌的乡贤。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像叶圣陶、夏衍、傅增湘、季羡林、竺可桢……”谈起自己的藏品，董伯敏如数家珍。

“这是1932年9月30日，沈钧儒写给好友王云五的毛笔书信，当时我看到它挂在网上拍卖，激动得不行，冬夜里直在电脑前面守了好几个小时，到半夜，才最终胜过嘉兴的一位藏友，成功拿下了这份信札。”董伯敏说，这封信记录的是一段历史。信中，沈钧儒描述了 “一·二八” 事变中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图书馆被烧的情况，不仅内容记录了历史，而且沈钧儒以毛笔楷书亲笔撰写的书法也极具意义。

“因为爱好，所以坚持了十多年。”董伯敏说，从多年前，他无意中收集到一份有许多文化名人签名的书店股单开始，逐渐爱上了收藏名人信札。他的藏品主要以近现代、当代为主，侧重于“五四”前后文化名人的墨宝。

十多年坚持，他的藏品早已破千。谈起这些藏品的价值，董伯敏说，收藏这些名人信札也是一种文化担当，如今人们更多的收藏的是一些书画作品，而对于这些信札却并不重视。在当今文化自信提出的条件下，他做的只是力所能及的“抢救”，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中，保存好这些珍贵的历史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