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记者  徐霞鸿 整理

《回军上杭诗轴》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创作年代

正德十二年（1517年）

创作背景

此诗的写作时间，当是正德十二年四月班师之后，乃王阳明驻军上杭（江西地名）时作。这一年，王阳明正月至赣平寇，统兵破大帽山、象湖等巢，漳南数十年流寇悉平。四月，遂班师。

《王阳明年谱》称：“时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驻军上杭，祷于行台，得雨，以为未足。及班师，一雨三日，民大悦。有司请名行台之堂曰‘时雨堂’，取王师若时雨之义也；先生乃为记。”诗中“溪云晓度千峰雨”也印证了四月份这一时间段。诗中提及的梁郡伯，即曾为绍兴知府的梁乔，梁乔原为上杭人，故王阳明驻军上杭，因雨而止于南泉庵，梁乔遂携酒来会，阳明乃即席赋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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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45岁那年，王阳明终于等来了他实践心学的机会。刘瑾死了，王阳明得以平反，一年之内连升三级。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又爆发了民变，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

不过，对于军事奇才王阳明来说，他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那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正准备去福建剿匪，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于是，王阳明立刻积极备战，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他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形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就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在关键一战中，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那天，趁着宁王群臣聚集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阳明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宁王因旗舰搁浅，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追上擒获，宁王的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用了35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可是，立了如此大功的王阳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反而遭到一系列的毁谤与陷害。明武宗甚至觉得王阳明这么快就轻而易举平定了叛乱丢了自己的面子，认为像这样的战斗应由他亲自带兵南征才能显示“皇威”。宦官张忠之流又诬陷他与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阳明放了宸濠，让他率军与朱宸濠再战……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只好连夜赶到钱塘，将宸濠交给太监张永，同时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这样顾全了皇帝的面子，才保全了王阳明的身家性命。

《铜陵观铁船歌卷》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创作年代

正德十五年（1520年）

创作背景

据落款，本诗写于正德庚辰春分日，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二月中旬。从题记可知，此诗是王阳明在安徽铜陵舟中抄录寄给谢源的。谢源，字士洁，官监察御史，参与平定朱宸濠的战争，冲锋陷阵，多所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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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阳明在此前后的事迹来看，正德十四年十二月，阳明在多方斡旋之下，促成了张忠、许泰所率领的北方军队从南昌撤兵。张、许又在武宗面前大进谗言，诬陷王阳明有谋反之心，武宗问何以证之？张、许谓“召之必不至”，于是在正德十五年正月，武宗下诏，要面见王阳明。

阳明闻命，立即从南昌起程，前往南京面见武宗，而张忠等得到消息，深恐阳明到南京面见武宗而使其阴谋败露，于是又派人到芜湖拦截王阳明，“拒之芜湖半月”。本诗当是王阳明被阻于芜湖期间所作，故题记谓“见行路之难也”。

因此，终武宗一朝，王阳明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他才加官晋爵。正德十六年（1921年），王阳明被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可是县官不如现管，由于大学士杨廷和的反对，王阳明得到的奖赏并没有拿到手，明迁暗绌，只得了张“空头支票”。王阳明在愤怒之余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借口父死守孝，辞爵回乡。

但是他有了平起义、俘宸濠这两大功勋，加上在哲学理论上的实践，丰富了自己心学的内容。

《桃源行书卷》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创作年代

正德十五年（1520年）

创作背景

七言古诗《桃源行》为唐代王维的作品，阳明书之，落款谓“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于庐山之五老峰下”，未注明具体日期。

正德十五年正月，张忠、许泰等佞臣诽谤阳明有反叛之心，武宗召之，阳明从南昌赴行在（皇帝临时驻地），又被阻于芜湖，进退不得，阳明遂遁入九华山。至正月末，武宗下诏命阳明返回江西，阳明过庐山，留石刻于读书台，又访白鹿洞诸处，多所题咏。这个《桃源行书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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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行》是唐代诗人王维的旧诗。王阳明写下这首诗，应该是借此抒发己意。

诗中所述，如“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问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正好写出了王阳明当时心态。

正德十六年，49岁的王阳明在南昌讲学时，完整地提出了“致良知”的概念，他把“良知”说成是“知善知恶”、明辨是非的抽象本体和唯一标准。他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并且得之不易：“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这意思是说，“致良知”乃是经过平叛和经受张忠、许泰等宦官的攻讦之后才慢慢悟到的，他希望学者着实用功去做，不负良知本意。

嘉靖元年（1522年），辞爵回乡后，王阳明开始了讲学活动。他在绍兴城内府山西北角的稽山书院及余姚龙泉山半腰的龙泉寺天中阁讲学，招收了落第归来的王畿、邹守益、钱德洪等绍兴八县及湖广、直隶、南赣等地300余人，绍兴知府南大吉也拜他为师。1525年，他索性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自立阳明书院讲学，并首次向钱德洪、王畿等人传授他的哲学宗旨，即“王门四字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此，他的哲学思想更趋完善

《致谢源书卷》

 

收藏于温州博物馆

 

创作年代

正德十五年（1520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

创作背景

此五通书信，应为平定宸濠谋反之后，王阳明与谢源交往的函件。

此卷由五通函札合裱，每通三四页，卷首有俞樾“王文成公遗墨”六字篆书题签，卷末有俞樾、孙诒让、王岳松等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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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来看，第一通书信主要是王阳明与谢源商讨平定宸濠功次册分类立目问题。当时，按照兵部尚书的意见，当分“奇功”“头功”“次功”，而按察司所造册，又不依此施行，而创立“总理调度”及“倡议起兵”“事前事后”等项目，王阳明指出其所立名目之非。

第二通书信则写于正德十六年八月王阳明回到家乡之后。因为信中有“老父衰病日深，赏功后得遂归省，即所谓骑鹤扬州矣”之语。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世宗即位。六月，朝廷下诏，令阳明赴京陛见皇帝，但阳明走到半道，又得旨不必赴京，阳明遂第五次上书请求归省，得到朝廷批准，同时下旨升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也就是信中“赏功后得遂归省”之所指。

第三通书信，主要讲的是冀元亨的事情。冀元亨，字惟乾，蒙冤而死，王阳明感谢谢源为之治丧。

第四通书信的内容，则是王阳明曾见谢源写给伍文定（字时泰，湖北松滋人，官吉安知府，阳明江西平寇以及平朱宸濠，皆居功最多）的信，信中谢源流露出阳明对其存有芥蒂之意，所以阳明写信给谢源，给予说明。

第五通书信，则是谢源恐遭受罢黜，欲使阳明为其“致书当道”，而阳明则认为致书当道无益，反适足以自污，在信中予以婉拒。

这五通书信，在《王阳明全集》《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法书集》等书中均有收录。

 

《客座私祝册页》

收藏于余姚博物馆

 

创作年代

嘉靖六年（1527年）

创作背景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王阳明奉朝廷之命，将入两广处理思恩、田州事务。临行之前，他将书院的教育重任交付门人钱德洪和王畿，并特意写了这篇《客座私祝》，告诫书院诸弟子，要注意德业向善，刻苦攻书，是阳明“致良知”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客座”，指招待客人的房间；“私祝”，即“私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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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临行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天，对于王阳明晚年所立下的“四句教”的理解，王阳明的两位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产生了争执，两人双双来到王阳明跟前请求赐教，师徒三人在天泉桥上讨论所谓“四无”“四有”，所论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说涉及他经学思想的核心，学者称此为“天泉证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总结。

王畿认为，这四句是讲心的本体（良知）超越善恶，是绝对的“无”，主张顿悟。钱德洪认为，人心需要修行，才能达到“无”，是绝对的“有”，主张渐修。王阳明听了两人的争辩后，非常高兴，说道：“我正期待二位有此一问。我马上就要启程了，而在一群朋友之中还没有人能对四句教观察入微。二位所见其实正好是相互裨益，不可争执于一端。”王阳明知道，能悟得本体的人罕见，一般人空想本体就会虚妄，所以顿悟和修行可以互补，也由此埋下心学日后分化的种子。

这一事件，在《传习录》中有明确记载。《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代表作。上卷为王阳明的学生徐爱编辑王阳明论学的谈话，阳明审阅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由弟子薛侃刻于赣州。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将王阳明论学书信刻于绍兴，是为中卷。钱德洪以阳明“遗言”之名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于湖北江陵，是为下卷。

《传习录》提出的“心即理”使心与万物有了本质联系，奠定了阳明“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的基础和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愿景的理论前提。在本体论上，“心即理”必然导致“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在求“知”中，知行同一，互为体用关系，其终极的意义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成圣贤、达天道的过程，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良知诗四绝手卷》

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创作年代

嘉靖七年（1528年）

创作背景

此四首绝句收入《王阳明全集》卷二十，题为《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据后序，此四绝句乃为冯子仁所作，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十五日。

冯子仁（1469-1576），名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人，嘉靖五年进士。嘉靖七年，冯恩以行人身份（行人，明朝一官职名，行人司是一个跑腿的衙门，专门在各个大衙门之间跑腿，运气好的行人可以给皇帝跑腿）代表朝廷到两广向王阳明颁授奖赏，并拜师入门，请教学问。

王阳明抱病写了这四首绝句旧作来赠送给他。此四绝句，据其后序，乃是旧作，但此时再书以赠冯恩，某种意义上仍代表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最后之说。两个多月后，阳明先生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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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两广思恩、田州两地的两名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起兵造反，两广总督姚镆束手无策，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再次起用王阳明，不仅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还加上了左都御史、两广总督和两广巡抚头衔。王阳明用了安抚的政策，很快摆平了这场闹腾了许多年的“卢王之乱”。

但不久，王阳明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感觉自己病体难支，就推荐别人代替他的职位，自己不等朝廷诏书就急急返乡。但就是这样，他还是没能赶回家乡，走到南安（今江西大余）时就病故了，终年57岁。他的两位学生王畿、钱德洪闻讯，赶到江西奔丧，并把他的灵柩运回绍兴，安葬在兰亭附近。 

王阳明的一生功业，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毁誉不一的。他死后，朝臣桂萼还奏他“擅离职守”“学术不正”，要皇帝“宜免追剁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被上诏停世袭，不恤典。可是，王阳明毕竟是明王朝的大功臣，他的学说又是以“破心中贼”为宗旨，终于明穆宗隆和元年（1567年），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一直到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配祀孔庙，其政治地位才被真正确立，其思想学说才被统治者部分接受。但清一代，阳明心学仍受到排斥和打压。近代以后，阳明学才逐渐成为仁人志士们的思想武器。

16世纪，王学传入日本、朝鲜，对东亚的近代化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20世纪以来，阳明学说在欧洲、东南亚和北美等地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