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年，绍兴诸暨文史爱好者陈国章的文章意外收获两次热议。这位66岁的作者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记述了诸暨石壁湖畔的小镇陈宅“藏”着金庸先生的三位“江湖故人”。

青少年时期的金庸几乎走过半个浙江，但其间，他与诸暨籍恩师陈未冬、同窗张许南、长辈张学之之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为求证人物关系，陈国章辗转南宁、厦门、南京等地，尽力还原侠者金庸与侠义诸暨人之间的珍贵共振。

让金庸感念一生的恩师陈未冬

金庸（右)与恩师陈未冬合照。

在金庸与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次对谈中，池田大作坦言，他很欣赏金庸作品中一些“重于恩义”的“侠者”。他借此问金庸：“您的恩人是谁？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金庸不无感慨地说：“我的恩师，其中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

金庸感念一生的陈未冬（又名张光、张春松），正是诸暨市陈宅镇巽溪（现巽迪陈村）人。

1934年夏，陈未冬受海宁袁花小学聘请，担任该校五年级班主任，教授国文兼教体育。他见班上的“小秀才”查良镛（金庸）聪明伶俐，作文更是出类拔萃，因此倍加赏识。

“金庸先生儿时的文墨还刊登在当时的《诸暨民报》上。”陈国章翻出《张光纪念文集》，其中有这样的记叙：“我曾把他（金庸）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的骆文华，他看后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陈未冬的这一举动，更加激发了少年金庸的写作热情。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将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编得有声有色。

1992年12月8日，当时年近70岁的金庸先生携夫人林乐怡来到杭州，特意去恩师陈未冬家拜访。金庸提到：“我的作文中，将‘旖旎’错写成‘旖妮’，是老师翻出《辞源》予以指正。”陈未冬不禁大笑，称赞他记性好，并以先生的口吻对他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4年后，金庸又到杭州，特邀恩师出席晚宴，致辞时，他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很多指教，我很敬重他……”

去年11月，陈国章写下了金庸与恩师陈未冬的师生情，文章发表之后，有心人向他提供了新的线索：金庸的“陈宅情”或许不止于此。

浙江档案馆珍藏的金庸学籍表。

“浙江档案馆珍藏了一张金庸在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入学时的原始学籍表，通讯联络处写着：诸暨东蔡张学之转。”这个信息一下子跃入了陈国章眼帘。张学之何许人也？与金庸究竟是什么关系？陈国章随即赴东蔡村了解情况。

“学籍表”上写着一位诸暨人的名字

金庸与张许南为同窗（三排右一为金庸，一排右二为张许南）。

根据陈宅镇相关记录，东蔡村确有张学之。他出生于1883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与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蒋鼎文同窗，曾在浙江各地驻防，国民党的少校军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张学之被迫脱离军界。后于1937年回到东蔡村，1950年在老家病逝。

那么，金庸在衢州中学求学时，学籍表中为何出现“张学之转”字样？在退休干部、东蔡村人马纪良等人的帮助下，去年底，陈国章辗转联系到了远在厦门的张学之幼子张苗南，并通过张苗南联系上了张学之孙子、张许南之子许弥。许弥证实，两家的缘分源于父亲张许南与金庸的同窗情。

1937年，“八·一三”炮声隆隆，上海、嘉兴相继陷落。杭州高中、初中、女中、师范、民众实验学校与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7所学校师生西迁丽水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张许南、金庸同被分在初中部。张许南活泼率真，带几分少年狂气，又酷爱文学，与金庸志趣相投。

在联合中学期间，师生们救亡图存、教育求学的热情高涨。许弥回忆，父亲在世时常说，他与金庸都把对方奉为“知己”，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父亲也算得上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启蒙。”1939年9月，张许南和金庸进入联合高中，又同被编入高一乙班，张许南是围棋的佼佼者，也是在那时候，他教金庸学会了围棋，从此金庸对围棋终生痴迷。

金庸在就读联合高中期间，曾创作著名的壁报讽刺文章《阿丽丝漫游记》，通过描述“眼镜蛇”在校园横行，暗讽训育主任之做派。但不为人知的是，该图文并茂的讽刺壁报正是由张许南配图的。

壁报风波后，两人从联合高中退学，张许南去到常山中学，金庸转入衢州中学。两人依依惜别之际，特赠照片留念，许弥介绍：“家中至今仍珍藏着当年金庸先生给父亲寄来的相片。”

1940年7月，刚转入衢州中学的金庸需要填报一份学生学籍表，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通讯联系人。而早在1938年，金庸家园被毁，母亲亡故，父亲及其他至亲居无定所。通讯联系人填谁合适？金庸想到了好友张许南的父亲张学之。

通过大量走访，陈国章分析认为，金庸做这样的选择有他的道理。其一，他将张许南视同兄弟，张父在他心目中也是一位可敬的长辈；其二，张学之本身文武并举，堪当此任；其三，诸暨与海宁较近，讯息传达方便。

金庸（左）与张许南及其孙女。

“爱屋及乌”

西施入金庸“武侠”

金庸，以武侠小说构建“侠之大者”的精神世界，笔下江湖融合历史、文化、哲思和人性，语言典雅而意蕴深远，被誉为“华语世界的大众文学奇迹”。陈国章觉得，张许南等诸暨人重情重义的特质与金庸“自带”的侠客气概亦很契合。

金庸先生曾公开表示：“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1986年4月，金庸在北京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被任命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负责人。结束公务后，他不顾劳累赶往南京，特意去看望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的好友张许南先生。

为了这次见面，张许南也花了不少心思。他没有惊动当地政府，而是在南航教职工食堂大厅设宴款待，并邀请了两人的昔日好友，主要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金庸的妹妹查良琇也特意从杭州临安赶到南京，受邀之人坐了满满6桌。作为东道主的张许南还带上了9岁的孙女，金庸慈祥而亲切地搂着她，一如对待亲人般。当天的照片，也一直被张许南家族珍藏着。

金庸与诸暨渊源不尽于此。在衢州中学求学时，他与诸暨籍的斯杭生、俞兆康、蒋培初、斯伯郎等几位同窗好友亦关系密切。而他的短篇终章《越女剑》，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金庸在《越女剑》结尾处写道：“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