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一块布”，托起了柯桥这座城，也承载了我最美好的青春。

徐华良在办公。记者 杜珊珊 摄

我母亲是柯桥最早一批从事印染业的人，就职于原绍兴第一印染厂。儿时的我见证了中国轻纺城拔地而起，见证了柯桥印染从无到有再到全国印染业“三分天下有其一”，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创富传奇在身边诞生。

1999年乡镇企业改制，母亲接手原绍兴第一印染厂下属的两家公司，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女企业家。第二年，20岁的我高中毕业，不顾母亲反对，也跨进了这一行。

我们的两家公司坐落在安昌街道大山西村，周边居民集聚、河网密布，而那时的环保设施设备不够先进，废水、废气“跑冒滴漏”现象时有发生，村民意见很大。因为我们是本村人，乡亲们碍于情面很少找我们反映，但我和母亲心里都沉甸甸的。

2008年前后，能源价格翻涨，我怀里揣着空白支票亲自跑煤厂，几经周折才买到煤炭。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我至今无法忘怀，也越加坚定了我转型升级的决心。

2010年，绍兴县（现柯桥区）政府启动印染集聚计划，决定5年内将八成以上印染企业迁至滨海，统一“煤改气”，政府还会建设配套的热电厂、污水和污泥处理厂等，我当即签下了集聚协议。

让我没想到的是，政府推进印染产业转型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集聚门槛一再拉高，日均污水排放量从第一批的2000吨以上增加到第三批的1万吨以上。而我的两家企业就被排在第三批，加起来日均污水排放量才2000吨，达不到新的集聚标准。与此同时，2016年柯桥区启动轰轰烈烈的印染行业“亮剑”整治行动，我的两家公司都在停产整治名单中。

正当心急如焚之时，我得到了一位安昌老乡的帮助，和他名下早前已完成集聚的盛兴染整进行兼并重组，总算赶上了集聚这趟列车。

但挺过集聚“关隘”并非一劳永逸，升级才是关键。首先是生产设备，我将老厂的设备全卖了，新的盛兴全部采购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仅此一项就花了1.3亿元，之后几年又陆续每年投入近2000万元用于更新设备。其次是环保治污，各类废水和废气监测、处置装备至今已陆续投入了近4000万元。

随着新设备新工艺成为印染企业的“标配”，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让公司脱颖而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产品和服务。2018年，公司建起检测中心和研发中心。客户拿着样品过来，公司安排专人跟进，对产品提出优化改进方案，合格率在99.5%以上的产品才允许出货，公司还免费为每一位客户提供质检报告。凭借这样“海底捞”式的增值服务，公司稳步发展，从2017年起连续5年被柯桥区政府评为“工业企业100强”，并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去年，公司产值达4亿多元，亩均税收27万余元。

这两年，数字经济大潮奔涌，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创新尝试。目前公司90%以上的设备已实现智能化覆盖，各类数字系统已覆盖生产各个环节，如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染色集中控制系统、染化料自动输送系统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系统集成，实现生产管理全过程自动化和数字化。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暴利时代早已结束，最后活下来的，唯有满腔情怀的变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