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们小山村里还藏着这样一个英雄。”近日，一则《家乡纪事》短视频在柯桥区稽东镇下尉村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村民都惊讶地说。视频发布者是该村乡贤会会长李生校，而主人公则是被他称呼为“大舅舅”的尉贤兴。视频中，泛黄褪色的功劳证和复员军人证明书，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位老人。

战争年代，尉贤兴是一名架设电话线的电话兵，不顾伤痛冲锋在前，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复员回乡，他深藏功名、克己奉公，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想尽办法让村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张富清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他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在尉贤兴身上，有着与张富清相似的特质。4月22日，记者来到稽东镇下尉村，采访了这位87岁老兵。

当年的军功记录和功劳证。

“当兵是不讲条件的”

1953年，19岁的尉贤兴瞒着父母，偷偷填报了参军志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独立通信营电架连的一名电话兵。

据他回忆，这支军队原本要赴朝作战，后因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企图反攻大陆，变成了舟山群岛的守岛部队。1954年初，他们通信营接到任务，为次年攻占一江山岛做好准备，架设一条从司令部到前线的电话线。

“上级下了死命令，11月底前一定要完成。”尉贤兴清楚地记得，这个任务很急很重，他们凌晨4点就起床，5点就开工，一直要干到下午2点才收工。7米高的木杆、５0公斤重的铜线圈，纯靠人力搬运、架设。干活时不能带干粮，只能带一壶水，不够就喝河里的水。8小时不间断作业，每天周而复始。

在连队里，尉贤兴是班长，一个班有12个兵。他时刻谨记，自己要起带头作用，别人扛一根木杆，他就扛两根。一次，在河边架设电话线时，眼瞅着天快要下雨了，他为了赶进度，没有系保险带，忽然一道闪电劈中电线杆，他双手一麻从高处摔下，腰部顿时传来一阵疼痛。他躺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恢复了，便继续干活。

电话线断了，需要电话兵随时抢修。即使在晚上，电话兵也是和衣而睡。“哨声一响，立刻就要起来。”尉贤兴说，某天深夜，他被派去执行紧急任务，当时他和两名战友好不容易找到事故点，正准备接上断掉的线路，步话机中突然传来“立刻恢复通信”的命令。拉新线已经来不及了，尉贤兴毫不犹豫地握住两端铜线，制造出一部“人体”电话。电流穿过身体，仿佛接受电刑一般，尉贤兴硬是坚持了5分钟，“当兵是不讲条件的。就算要牺牲，也得上！”

1955年，尉贤兴因勇于克服困难，积极主动、迅速有效地提供作战通信保障，对完成作战任务有重要贡献，被记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还光荣地入了党。次年，在一次部队大比武中，尉贤兴腰伤复发，6个月久治不愈，无奈退伍。

“得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

从部队复员后，尉贤兴先后在稽东公社的广播站、杭州的机械厂工作过，1973年被选为王村大队（现为下尉村王村自然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村里最大的难题就是村民吃不饱饭，能吃上大米饭的人家少之又少，萝卜、番薯、玉米糊成为主要口粮。在部队尝到过“饱饭”滋味的尉贤兴，默默立下干事目标：得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

为了提高村民收入，尉贤兴动了不少脑筋，鼓励村民种西瓜、枣树、黄花菜、人参等多种作物。不仅如此，他还动用私人关系，收来东浦绸厂的废丝，在祠堂里办起了王村废品厂。在非农忙季节，村民们搬个小凳子，去厂里整理废丝，也能挣点工分。

上世纪90年代初，邻村尉相村兴起养蚕业，引起了尉贤兴的注意。他同村干部、村民代表去考察了一番，发现养蚕的村民收入都不错，一行人觉得干这件事有奔头。村两委会商议后，正式将发展养蚕业敲定下来。刚开始，村里一点基础条件都没有，尉贤兴远赴嘉兴桐乡采购桑树，又从九里的绍兴县蚕种场引进蚕种。

从稽东到桐乡，140余公里的路程，现在开车上高速公路2小时就到了，当时坐车加走路得用五六天。一次，尉贤兴和村委主任揣着村集体贷款的5万元现金去桐乡买桑树，晚上不舍得花钱住旅馆，就找了个路边的废弃小屋凑合。“那天晚上，外面传来敲门声，我们紧张得不敢吭声，死死抓着铁锹和木棍，生怕有人冲进来抢劫。”这段“惊魂一夜”的经历给尉贤兴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要我爸出门买树，我们全家人晚上都睡不安稳。”与尉贤兴同住的三女儿尉雅仙说，父亲为王村发展养蚕业付出了很多心血，还让五女儿嫁到了桐乡。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村的养蚕产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全村90%以上的人家种桑养蚕。仅１年时间，全村70多户人家年总收入就从6万余元增加到15万元。

如今，令老一辈村民念念不忘的，还有尉贤兴为村里办的几件民生实事，包括通电、通水等。“我记得，通电是要到县里争取的，他一趟趟地跑。”今年60岁的李生校说，“印象中，我们村是稽东第一批通上电的村。”

“我这点功劳算什么呀”

老式的家具、简单的陈设……虽然朴素，整个家却收拾得很整洁。“这是老房子翻修的，二楼还是走起来‘哐当哐当’响的旧木地板呢！”尉雅仙一边给父亲倒水，一边“嗔怪”地说，“我爸当书记时，光给别人批地建房，自家啥好处都没捞着。”

“她们怪我也没办法，当干部哪能有私心？别人一眼就看穿了。”尉贤兴嘬了口茶，明白女儿的“嗔怪”不是真怪，有些无奈地说，“以前确实亏欠家里很多。”

四女儿想要进社办厂工作，尉贤兴死活不给安排，说：“在家务农也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尉贤兴还当过几年服装厂厂长，三女儿托他带个缝纫机线球回家，也被批评了一顿，“公家的东西怎么能拿？”

“他就是这样，不谋私利、不耍威风。”李生校的母亲王招娣说，她从小就和尉贤兴一起玩大，两户人家是邻居，关系特别好。后来，两人也在大队里共事过。她喊尉贤兴“大哥”，这也是李生校喊他“大舅舅”的原因。

这次，李生校把尉贤兴立功的事迹“挖”出来，王招娣颇为吃惊：“大哥退伍回来，我还专门去找他聊天，可他什么都没有说，连照片都没拿出来。”记者采访这天，王招娣也来了，坐在一旁认真地听大哥讲当兵时的故事。

“以前怎么不说呢？”记者问。“没什么可宣扬的。我都没有上过前线，比起那些战场杀敌的同志，我这点功劳算什么呀？”尉贤兴声音颤抖，情绪激动起来，“如果当年腰没有受伤，我一定会继续留在部队，为国家效力。”

晚年的尉贤兴，最爱看新闻、看战争剧。最近，讲述抗美援朝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热播，再次勾起了他的当兵记忆。每当看到战士们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画面，这个87岁的老兵总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