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6日，周恩来在马寅初校长的陪同下视察北京大学。（资料照片）

1979年北京的秋天，阳光灿烂。9月1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为马寅初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并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至此，销声匿迹20年的马寅初，再度回到人们视野中。20年前在风暴来临时都不曾流泪的马寅初，竟在这一天放声大哭——他一遍遍阅读着各报刊登的消息，激动得不能自已。

“大丈夫，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国学泰斗季羡林曾如此盛赞马寅初。宋庆龄则赞扬他“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正是凭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气概，马寅初才成就了他的伟大，并凭着坚定实践“求利当求国民利，求名当求身后名”的非凡抱负，为历史留下了“言人之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的金石之声。

一身真本事

时值盛夏，嵊州市浦口街道名人街上的马寅初故居内，几大缸荷花开得正盛。马母喜欢荷花，故百余年来荷香不绝。

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在这里的小酒坊“马树记”出生，生活无忧。其父想在子女中找一个继承衣钵者，聪明内秀的马寅初被选中。但当时的小小少年志在家国，岂会将自己的梦想囿于一个酒坛中？

为让父亲同意他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马寅初一度以出走抗争。终于在其父朋友的帮助下，赴上海中西书院读书。“小镇青年”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先考上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公费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纽约市的财政》一文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4年底，怀着“强国富民”抱负的马寅初回到祖国，1915年初到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任北大经济门（系）教授。马寅初作为一名拓荒者，很想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科学事业，普及经济学知识。他坚持“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原则，治学救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培养人才和研究解决发展国民经济事业的问题，做了三方面事情：一是在北大专门讲授经济学；二是以演讲或在报刊上写文章的方式，评论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三是在北京发起和组织“中国经济学社”以寻求救国真理。当时，全国财政、金融和经济学界的著名人士几乎都成了社员。

1920年6月，马寅初向北大请假一年，南下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经济状况。1922年，他出任中国银行总司券。面对中国经济的种种弊端，马寅初在整理银行业制度的同时，不辞辛劳赴京、津、沪、杭等地公开演讲达几百场，揭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启迪民智，唤醒民众。

1927年，马寅初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先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12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历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商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开始着手从根本上梳理中国经济制度。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等论著，对金融界、经济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寅初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经常以专业素养与热情提出见解，影响财政当局与社会舆论。他的经济、财政理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遗产。

马寅初的侄孙马大成回忆，当时中国不少大学，用的都是马寅初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他的版税收入居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榜首，堪称“凭本事吃饭”。

在马寅初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赴美学习经济，在他之后，“实业救国”形成风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这条道路。

一把硬骨头

抗战期间，国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在重庆大学任教授的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在大学和公开场合演讲，提议征收战时临时财产税，矛头直指孔祥熙和宋子文等家族。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在多次利诱怀柔无法感化“硬骨头”马寅初后，便于1940年12月6日令宪兵团“请走”马寅初，随后将他监禁于贵州息烽、江西上饶，后来又将他转移到重庆歌乐山家中软禁。马寅初失去自由长达5年。

但马寅初坚信“天就会亮的，黑暗就会过去”，他一面锻炼身体，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出狱后，犹如积压多年的火山爆发，他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展示了一个民主斗士铮铮铁骨。

敢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需要极硬的“骨气”。上世纪5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已对就业、生活、生产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阐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疾呼“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是经济学问题的延伸。在他的老家浙江嵊县（现为嵊州市），农村里儿童特别多，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有个亲戚叫马本纳，住在嵊县浦口公社浦口大队。1955年马寅初来到马本纳家中时，发现他家已有6个孩子，并且还想生。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

马寅初给亲戚算了一笔账：浦口土改时每人有一亩八分左右的土地，近750斤粮食。而当时人口已经增加到1250人，每人只有一亩二分土地了，粮食虽然增产，但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平均每人只有660斤了。所以这叫“越生越穷”。

1953年到1955年的3年中，马寅初几乎走遍浙江，掌握了大量资料，开始紧张地撰写人口问题论文。1957年，他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观点，不料遭到批判和围攻。同年春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肯定《新人口论》后，该文才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然而，这部本来就已历经磨难的作品，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厄运。1957年夏秋之际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他和他的《新人口论》也被卷入风暴中心。

在大是大非面前，马寅初立场坚定。1958年至1959年，他先后遭到两次全国性大批判，大字报上千，文章上百，却依然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说：“检讨什么，我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如果只为个人着想，我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管。”

1960年，马寅初从北大辞职，他在日记里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新书就是1963年落笔1965年成稿、用毛笔书写达百万字之多，却不幸毁于“文革”的《农书》。

一颗爱国心

有人说，马寅初先生像一颗铜豌豆，嚼不烂，捶不扁。就算失去自由、失去一切都不能让他改变初衷，正如林则徐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扫清历史积尘。1979年9月为马寅初彻底平 反并恢复名誉。此后，马寅初出任北大名誉校长，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

1982年5月10日，101岁的马寅初在北京医院去世。按照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另一半被送回老家嵊县，这个当初心心念念要闯荡世界的叛逆少年，在中国大地留下世纪回响后，终于叶落归根。

2004年，位于杭州庆春路210号的马寅初纪念馆正式开放，马大成担任馆长。这里曾是马寅初在浙大任教时的住处。马寅初诞辰130周年时，《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撰写的《民族瑰宝垂青史 求是之魂永相传》一文，“正是通过长达三年的田野调查和求是的学风，他才敏锐地发现和深入思考严峻的中国人口问题，并抓住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完成了《新人口论》这一凝聚真理光芒的不朽之作，成为执行至今的基本国策。”

时至今天，国家的生育政策再次进行调整。嵊州马寅初研究者沈彪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最卓越的见解是提倡普遍避孕、杜绝人工流产的预防性计划生育，这一主张在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都是基本的生活方式。所以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让一代伟人功德圆满。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对家乡嵊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地持续多年坚持开设人口教育课程，计划生育的理念深入人心。

省文化厅原厅长沈才土曾主抓嵊州马寅初故居的修复工作。他说，马先生的大智大勇非常人可及。“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马老的座右铭是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也是马老清明、正大、高迈人格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