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故居内景。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对范文澜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件大事，就是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这部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雄辩宏论别出机杼，谋篇布局匠心独运，一时间，不仅解放区各地干部争阅此书，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也非常欢迎，并由此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但谁能想到，这部煌煌巨著，竟是在延安一孔昏暗简陋的窑洞里、在一盏小油灯的陪伴下诞生的，以至于范文澜的一只眼睛因此近乎失明？

史学巨著

1940年的一天，范文澜在延安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次来访，毛泽东给范文澜下达了一个命令：在短期内编出一部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

当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当时却还没有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著作。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而范文澜长时期研究历史，就成为编著中国通史的最佳人选。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工作从1940年8月正式开始，到1941年上册（上古到五代）完成出版，随后，中册（北宋至鸦片战争以前）也于1942年出版。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同志闻悉后非常高兴，为此还请范文澜吃了顿饭。

“这是我国学者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创举。”绍兴文理学院教授谢一彪对范文澜有着深入研究，曾著有《范文澜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

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何信恩说：“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以前的史书，多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范文澜首次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肯定了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颠覆了以往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人的观点。”

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中国通史简编》都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广大青年学习历史的最好教材，更在众多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人中“走红”。

到延安去

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图书资料极其匮乏。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范文澜写出这部旷世巨作？在范文澜故居，我们寻找着答案。

从绍兴古城府山脚下转入幽静的黄花弄，一座白墙黑瓦的三进清代建筑映入眼帘，门楼牌匾上，著名书法家鲍贤伦题写的“范文澜故居”五个大字厚重古朴。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诞生于此。

受越地人文精神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濡染，范文澜曾以“追踪乾嘉诸老”为志愿，苦读于北大，被名儒耆宿视为衣钵传人。但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他心中进步思想的种子悄然萌发。

“目睹秋瑾被捕，是范文澜最早受到的思想冲击。”范文澜故居讲解员王莺说。范文澜故居的斜对面就是大通学堂，1907年，14岁的范文澜亲眼目睹女革命家秋瑾被清军逮捕。那时，他的哥哥范文济正是大通学堂的学生。这一幕对范文澜一生投身革命、追求真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则用血的事实驱使着范文澜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社会。那时的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凭借《文心雕龙讲疏》这部著作，已在中国文史界崭露头角。而这场运动，使得范文澜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追求——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192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猖獗的反革命活动，使得天津地下党遭到破坏，但这并没有摧毁范文澜的革命意志。1927年至1936年，他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一方面，相继完成《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等学术著作，确立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两次被捕，都没能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他还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撰写了《大丈夫》一书来唤醒民众，激起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8年6月，范文澜脱下教授的长衫，穿上戎装，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游击队战士。1939年9月，在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反 共声中，范文澜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范文澜一直是国民党的监视对象，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1940年1月，范文澜历尽艰险，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他在《从烦恼到快乐》一文中感慨：“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对延安的热爱，让范文澜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奋笔疾书，铸就辉煌。

窑洞著史

范文澜来到延安不久，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范文澜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迅速完成向无产阶级新史学家的转变。

接到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后，范文澜立刻组织人员编写。但是，由于当时延安资料奇缺，大家没有集体创作的经验，写出来的初稿基本无法合编成一体，最后只好由范文澜独自重新撰写。

那时，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范文澜和妻子带着十几岁的小儿子范元维住在一孔窑洞里，这里既是寝室，又是书房、客厅、餐厅兼厨房。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案上有一盏小油灯，范文澜就是在这盏小油灯下，焚膏继晷地伏案工作。

“父亲告诉我，祖父写书经常写到凌晨两点，写得饿了，就跑到厨房篮子里摸一个冷馒头，就着冷水吃完继续写；有时候写累了，他会躺在床上，眯着眼睛，但是并不睡着，而是在打腹稿。”范文澜的孙子范作钧说，小时候父亲教育他要有“坐冷板凳”的为学精神时，经常拿祖父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例子来教育他。　　

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娴熟运用，使得范文澜下笔如有神助。本来党中央的要求是写15万字，范文澜写了一阵，托人带话给毛泽东，说15万字不够，25万字可不可以。毛泽东说可以。又写了一阵，范文澜又托人带话给毛泽东，说25万字不够，45万字可不可以。如此几次之后，毛泽东说你放手写，不用管多少字了。

1941年、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相继出版，引起轰动，但范文澜并不满足。他以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修订。“‘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副对联是对范老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如今，这副对联就刻在我们学校，提醒着我们要学习范老潜心治学、寻求真理的崇学风范。”瞻仰着范文澜故居里范老的雕像，文澜中学学生肖铭洋说。

在《中国通史简编》之后，范文澜又继续编写近代史部分，到1945年末离开延安时，已完成了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部分，1946年，《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延安出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分析深刻、见解独到，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曾影响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之久。”《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作者董郁奎认为。

1969年7月29日，一代史学大师范文澜病逝于北京。他生前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家，自己未留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