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位远在东欧的作家早已与古城绍兴结缘。

拉斯洛，这位2025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有一个中文名“好丘”，更在二十多年前就沿着李白的足迹，到访绍兴，几乎走遍越地主要景区。在《天下的毁灭与悲哀》中，他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感，辨识出“明清时期的生活痕迹”，在兰亭、鲁迅故里等地流连，甚至因熟悉感产生“他乡遇故知”的共鸣。

大江健三郎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鉴湖越台名士乡。越地不仅走出了文学巨匠鲁迅，更与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拉斯洛、帕慕克、莫言等诺奖得主先后到访，越城区还是诺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相关研究的重要根据地。此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以外的其他奖项得主，与越城区结下缘分……

莫言第二次来到绍兴，在风则江大讲堂开讲。

1998年8月，拉斯洛在中国旅行一个月，走了近十座城市，其中，他与妻子、友人一道游览了绍兴。《天下的毁灭与悲哀》第二单元详细记录了他在绍兴等地的江南之旅。拉斯洛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是李白的“迷弟”，还吃中餐、听京剧、读《道德经》。翻译家余泽民曾多次陪同他到中国游访，并回忆说，拉斯洛在绍兴旅行时“话特别多！”

拉斯洛与翻译家余泽民。

在绍兴，拉斯洛探访了大善塔，寻找文化存续的证据。他在书中不断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今天还在呵护古人留下的一切吗？”在游览的大禹陵、应天塔、会稽山等地，拉斯洛不但清楚这些都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还能脱口而出李白的相关诗句。

魏风江(后排左二）与泰戈尔（前排中坐者）。

1913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凭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的越秀外国语学校首任校长魏风江当时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1933年“中印学会”成立，教育家魏风江受泰戈尔发展印中文化交流的号召，经蔡元培批准，于当年12月进入印度国际大学攻读印度历史文学。魏风江籍贯萧山，由于萧山曾是绍兴辖县，他与越地长期保持紧密联系，早年就读于春晖中学，并曾担任过稽山中学教师，在越秀期间推动外语教学改革。

2008年5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踏上绍兴的土地。他对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房子和埋藏在它们底下的传统文化充满好奇。帕慕克非常尊敬鲁迅，他一直带着一本1968年出版的土耳其文小说《呐喊》在全球旅行。在绍兴，他将其郑重地赠送给鲁迅纪念馆，兴奋得像是捧出心爱玩具的孩子。

帕慕克在风则江大讲堂。

在绍兴文理学院的演讲中，帕慕克动情地说：“要是35年前，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以后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有成千上万的热情读者，我肯定会跟他说，那估计是个童话吧。而今天我站在这里，这真的是个美丽的童话。”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喜欢《狂人日记》的内容，同时也对《呐喊》中运用的巧妙隐喻印象深刻。

“绍兴之行的很多细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在我的作品里用到。”他认为绍兴的人们应该为身处这样一座气息浓厚、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城市而备感自豪！对于绍兴在现代城市里保存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经验，他觉得可以拿到土耳其作为参照。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曾至少三次到访绍兴。就在帕慕克来绍兴一个月后，莫言也来到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开讲，当时，他提到自己12年前就来过绍兴，提到自己对鲁迅的尊敬，提到了绍兴“士比鲫鱼多”，提到了作家对于自我的剖析……

2016年9月，莫言再次出现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上。他参加完敦煌文博会后赶到绍兴，步履匆匆。在论坛中，莫言想起自己连日来的行程，忍不住现场作起打油诗：“中午宴饮嘉峪关，晚上雅集会稽山，古人舟车半年路，如今只要小半天。”他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感慨地说：“在茫茫宇宙中，人就像一粒微尘。”而从人的角度来看，在宇宙中如此小小的星球上，竟然生存着有智慧的人，相对于动物、植物而言，做人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应当珍惜。

绍兴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缘分，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亲身到访，还体现在院校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上。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虽未亲临绍兴，却与这方土地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鲁迅的作品激励了远在日本的青年大江健三郎走上文学之路，后者视前者为终身精神导师。2023年5月，《大江健三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由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同样，川端康成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曾在越秀外国语学院内举行。2019年，中日学者专家们相聚绍兴，对这位日本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剖析、阐释。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联始于1927年。当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他通过与刘半农等人的交流，注意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与影响力。赫定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商议后，决定通过鲁迅的友人台静农进行沟通，试探鲁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可能性。

当年9月2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写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在这封信中，鲁迅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历史资料显示，鲁迅的拒绝并非这一次。几乎在同一时期，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访问中国时，也曾向鲁迅提及推荐其参评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宜，但同样遭到了鲁迅的婉拒。

鲁迅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据鲁迅研究专家王晓明在《鲁迅传》中的考证，鲁迅始终保持着对国际奖项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创作基础上，而非依靠外部荣誉的肯定。

后续的学术研究揭示了更多细节。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张梦阳在其著作中指出，鲁迅在1927年前后的创作正处于转型期，他更关注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揭示社会现实，而非追求个人荣誉。这一态度也体现在他后期的杂文创作中，其中多次提及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拒绝了提名，但他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无偏见。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后来仍持续关注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并通过日语和德语译本阅读了部分获奖作家的作品。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仍在学术界引发讨论。2016年，在鲁迅诞辰135周年之际，绍兴鲁迅纪念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其中特别展出了鲁迅与诺贝尔奖相关的书信复制件及研究成果，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实物证据。

诺奖得主讲述越地企业家创业故事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两位学者，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收录了越地的企业家徐爱华如何白手起家的案例。

在《贫穷的本质》这本著作中，班纳吉和迪弗洛试图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的真正根源。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著作里，记录徐爱华创业故事的那一部分，标题是“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在作者笔下，徐爱华“并不是一个典型例子”。两位经济学家主要想表达的是：穷人因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保险、银行服务及其他廉价金融渠道，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本，成为一名企业家。但徐爱华是个例外。

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现实中穷人从事的大多数生意，天花板低，阻碍了他们摆脱贫穷。徐爱华开始承接外贸订单后，工业缝纫机从48台扩展到800多台，意味着她从事着一项总体收益很高的生意。经济学家认为，适时而来的外贸订单造就了徐爱华的成功。

“我有今天的成就，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超过10%，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提供了舞台。”徐爱华说。以徐爱华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能获得成功，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当改革破冰，中国积累的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同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喷薄而出的生机活力充分反应，徐爱华们乘势而上，改变了命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今日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