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深秋，天色暗得越来越早。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的篮球场上，已坐了数百村民，七八米开外的银幕上，正放着电影《长征》。“今年是第31个年头了，一共放了8000多场电影。”66岁的电影放映员钱善恩说。

31年来，他带着放映设备，走遍了乡村的角角落落，用光影点亮乡村的深邃夜空，也见证了中国农村电影从胶片到数字的时代变迁。当农村电影步入低谷时，作为长乐镇唯一一名电影放映员，他选择继续坚守。他先后获得浙江省文化厅电影发行放映先进个人、绍兴市农村数字电影优秀放映员等荣誉，今年又被评为“绍兴好人”“浙江好人”。

肩挑百斤担，徒步去放映

1978年，钱善恩退伍回乡，在村里担任村干部。1989年9月，长乐镇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喜欢电影的他得知消息后立即报了名。他最后如愿以偿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镇里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助手和一名“跑片员”。“那时光电影放映机就有50多斤重，每次外出放电影还得带上发电机、电影拷贝、音响等设备，每人要挑一百多斤重的设备走山路赶去放映。”说起30年前下乡放电影的情景，钱善恩感觉恍如昨天。

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乡镇都组织了电影放映队。“一支放映队，既是一个流动的电影院，也是一个流动的宣传站。”钱善恩说，他挑选的影片几乎都是红色题材电影。从最早的《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到后来的《开国大典》《大决战》，钱善恩总会在第一时间带给乡亲们。

除了放映，遇到一部热门电影，钱善恩还客串“跑片员”。“一卷胶片一般只能播放30～45分钟，一部电影最多需要三盘胶片，第一盘放完了，我就要赶着送给另外一个镇的放映员。”钱善恩说，那个时候，农村文娱活动少，放映员这个行当很吃香。　　

对放映员来说，放映机像生命一样重要。在钱善恩的家里，有一台8.75毫米的老式放映机，是他初入行时使用的机器。

这种老式机器非常考验放映员的技术，因为一盘胶片放不下一部电影，常常会“断片”，停顿的时候，就需要赶紧换下一盘胶片。放映过程中也需要特别注意，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卡片、烧焦等问题。此外，飞虫、沙粒也会损害胶片。“夏天，飞虫进来后，会被发热的灯泡烤糊形成硬壳，硬壳会把胶片的膜划伤。划伤就有一道白线，在幕布上就会出现滑道。所以放映的时候，必须时刻留神，一发现飞虫、沙粒，必须马上处理掉。”钱善恩说。

有一次，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雨来。钱善恩赶紧脱下衣服，将放映机和胶片保护起来。“露天放电影，有一点不好，就是经常碰到下雨天。”钱善恩说，有时放映机沾了水，就只能停放，因为放映机沾水后，往往会被烧坏，如果这样就只能送去维修了。

放电影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网络以及手机的逐渐兴起，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乡村电影逐渐步入低谷。但钱善恩依然选择坚守。有人劝他改行，合伙做生意、跑运输，他都一一婉拒了，“我真的爱干电影放映这一行，即使别人不干了，我还得干！”

1998年，农村电影市场又迎来新的曙光，国家提出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2007年起，又以发放补贴的方式重点支持乡村电影放映，电影节目单也进行了更新。“新片越来越多，很多观众又回到了露天电影的银幕前。”钱善恩高兴地说。

而放映设备也从当初的胶片电影放映机换成了数码放映机。“相比之下，数字投影放的都是高清影片，画面没有划痕和抖动，更加清晰，而且配上双音箱，混响效果非常好。”钱善恩说起数码放映机，掩不住欢喜之情。

“从老钱第一天放电影起，我就开始看了，一直到现在，露天电影的确是一段抹不去的珍贵记忆。”在农村长大的63岁村民孙惠灿回忆，那时候，村里人除了白天务农，晚上娱乐活动并不多，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晚上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影片都是一遍又一遍放的，大家百看不厌。”　　

说到31年的电影放映生涯，钱善恩一边擦拭影片盒子上的浮灰，一边乐呵呵地笑着，憨厚的脸上堆满道道皱褶。“跑坏了5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和1辆电动三轮车，去年刚刚换了一辆新的电动三轮车。”钱善恩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每播放一场电影能赚20元钱，每个月放20场左右，就有400元的收入，收入较为可观。后来，放映场次少了，收入也少了。1992年，他应聘成为《绍兴日报》发行员，从此白天送报纸，晚上放电影，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忙活，直至晚上11点回家。

生活尽管辛苦，但是他过得很开心。“刚开始放电影的时候，不管放什么电影，现场都会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要是碰上了像《闪闪的红星》这种经典影片，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赶来观看。”钱善恩说。　　

这些年来，钱善恩不知疲倦地奔走在长乐镇的12个村庄，每年放映的电影近300场。不仅如此，他还走进企业、走进学校，免费给大家放映，对他来说，电影是工作，也是生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