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啊，天热，进来喝口茶。”前两天，刚刚回到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的杨少剑就被村民老陈请进了门，“多亏你们耐心调解，现在我们兄弟俩打算一起开发这些地。”一进门，老陈就喜形于色地向杨少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而他们兄弟俩的“和事佬”，正是杨少剑和他的师傅、杜黄新村的老支书阮仲林。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枫桥当地部分乡村陆续出现了不和谐“音符”，如“争夺田产、兄弟不睦”“加划界限、邻里不和”，给基层治理带来挑战。老陈家的问题也是由于田产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别看现在村民打开大门把我们迎进去，二三十年前，我们敲门他们都不理我们，有时候还得挨家挨户去陪笑脸。”杨少剑说。

阮仲林今年73岁，他家里存着近30本《调解日记》，差不多一年写满一本，记录了他近30年的调解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差，村民之间都是偷鸡偷鸭的小矛盾。”阮忠林回忆着当年印象比较深刻的调解案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村民承包池塘养鸭子，但每周总会发生两三起丢鸭案。”为了减少“丢鸭率”，阮仲林提高了每只失窃鸭子的赔偿金额，这才让村民渐渐“望鸭生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矛盾调解的重点转向发展经济引发的占地纠纷，事情复杂了，对调解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阮仲林决定收徒弟，把接力棒传给深谙法律条款的杨少剑，请他到村里当调解主任，还把珍藏多年的《调解日记》送给杨少剑作参考。

“当时有一户村民因为发展织机产业，扩建车间，影响了邻居采光，引发了矛盾。”那段时间，这样的纠纷时有发生，杨少剑经常一头扎进镇上的土管部门找资料。“只有盖了红印章的证明，才能停止纷争。”不过，矛盾虽然得到了调解，但村民的情感也调“冷”了，有时候杨少剑上门做工作还常吃“闭门羹”。

为了解决这些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白天调解完后，晚上杨少剑时常拉着老书记一起去村民家“串门”，拉拉家常，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慢慢地，关系拉近了，心结也解开了，道理也说通了。

前些年，为了减少村民因发展产业而引发的纠纷，杜黄新村实行整村流转土地，除了种植粮食，还在村口配套了100亩塘藕荷花，发展农业休闲观光产业，并把每年的土地租金以分红的形式发放给所有村民，村里的调解工作也从“次次闭门羹”到“矛盾零上交”。

眼下，63岁的杨少剑准备将调解的“接力棒”传到儿子杨寅手里。今年34岁的杨寅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对交通事故理赔一块有一定经验。去年底以来，枫桥镇里有五六起外来务工人员工伤纠纷，以及两起交通事故纠纷，杨寅都参与了调解并最终调解成功。

“过去调解，村民们多多少少看的是村干部面子；如今，大家在调解过程中更喜欢‘以法服人’。”如今，杨寅在调解之余，正着手将父亲杨少剑和师公阮仲林的《调解日记》整理编辑、分类归档，以便在日后的调解过程中“以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