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来，嵊州籍学者卢向前在敦煌吐鲁番与唐史研究中提出了诸多创见。而这些创见，如今汇集在新书《敦煌吐鲁番与唐史研究》里。趁着新书出版，记者专访了这位深耕敦煌学研究的浙大教授。

北大遇名师，入门敦煌学

卢向前的家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边上。自1985年在此任教起，到2012年正式退休，他把半辈子的时光都贡献给了这所大学。

不过，说起他的敦煌学研究，则要从另一所大学说起。“我是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的，引导我走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的两位先生是王永兴和张广达。”卢向前说。

“那时，百废待兴，敦煌学研究也是长期停滞，人才凋零，亟待迎头赶上。北大作为中国学术的中心，首担重任。当时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宿白等先生都非常关注敦煌学研究。而具体说起培养学生这一百年大计，则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历史系唐史研究方向的这两位先生身上。”令卢向前至今印象很深是，1980年2月，新学期开始了，学院走廊贴出的课程表上有一门课“敦煌文书研究”。那是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共同为赵和平、安家瑶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开的研究课程。但1978级的本科学生，经历过多年的知识饥渴，也不管研究课不研究课的，呼啦啦一下子去了20多位。卢向前就是其中一位。

“先生以《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给我们以敦煌学的启蒙，留的作业则是通读这件文书。课后，我就很认真地读起来。遇到读不懂的，就去请教先生。”卢向前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就是两位先生为他选的题。

“研究敦煌文书，首先是录文。先生的要求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录，不管是错字别字还是其他什么字，都抄录上去，容不得半点改动。”卢向前还记得，当时的录文是在北大图书馆一楼东北角的一个阅览室里进行的。“条件比较艰苦，大白天都得把窗帘拉上，布置得像暗室似的，角落里摆放着显微机，手摇的，用猩红色的灯芯绒罩着。有点光亮，是灯光打在白色的台面上反射出来的光。暗室里面充斥弥漫着的似乎是霉味，还有胶卷因灼热而散发出来的焦臭味。我们把半个身子埋进机器中，目光便紧盯着台板反射出来的字，不多久，有点想呕吐，这是一种强烈的晕车感觉。但大家都有着投身于科学研究的兴奋，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录着。”

卢向前告诉记者，录文认字不太容易，还在于文书本身的字迹就难以辨清，而翻拍的胶卷质量不过关无疑又增加了难度。所以一旦认出一个认不清的字来，犹如破了一个大案，是很让人高兴的。

“当时我的认字功夫还不错，能认出几个

专注敦煌吐鲁番学，延伸唐史研究

别人不能认出的字，大家就戏称我有特异功能，因此还有了季羡林先生请我吃饭的美谈。那一次，季先生在写‘糖史’的论文，让我核对一份敦煌卷子，有点新发现，季先生就很高兴，专门请了我和两个同门吃饭，吃的是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卢向前说。

专注敦煌吐鲁番学，延伸唐史研究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个论文集可以说打响了国内研究敦煌学的第一炮。卢向前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也被收录其中。

也正是这一篇论文，让卢向前真正走上了敦煌文书的研究道路。从什么也不懂，到后来陆续写了《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  四零背面文书》《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和籴之特点》等诸多论文，甚至于他撰写的学士、硕士毕业论文，也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

1985年，从北大硕士毕业的卢向前，到了当时的杭州大学任教。“我开设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文化等课程，而就研究领域来说，我还是没有放弃敦煌文书研究。”卢向前说，他当年一到杭大就去查家底。“没到杭大前，我知道学校图书馆藏书300万册，但跑去一看，发现300万册中与我的研究相关的书籍寥寥，心中不免凉了半截。后来再到历史系资料室，忐忑之心才放下一半，那里的好东西不少，一些研究资料虽有残缺，但缺得不多。再到古籍所，又找到了黄永武《敦煌宝藏》（未出齐），特别是有敦煌文书的全套缩微胶卷在，我大喜过望。”

资料找到了，论文撰写过程却很艰苦。“古籍所的那个显示机灯管坏了，校图书馆有阅读机，破例借得胶卷到校图书馆阅读。那机器也经常出状况，得用肚子顶着开关，才能正常运转。那些日子是江南的冬天，身倾前桌、肚挺开关、手摇曲柄、眼盯荧屏……在昏暗的走道里，吹着嗖嗖冷风，翻看着缩微胶卷，若无坚持精神真是难以为继。”卢向前说，当时的他以数天之功，奔波告扰于古籍所图书室诸位老师，终将所需材料录校完毕，撰成《金山国立国之我见》一文。

不过，经此一役，卢向前体会到了地方院校搞研究之烦难。恰好此时，唐长孺主编的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陆续出版，他就开始把一些注意力转移到唐代西州区域了。

“我在杭大还读了博士，我的博士导师梁太济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唐宋，他对隋唐五代宋史的研究是大家水平，对我影响极深。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论述》。”从敦煌学研究起家，再延伸至吐鲁番文书以及唐史研究，这是卢向前一路走来的学术路线。

“西州的吐鲁番文书资料是敦煌文书之外的新资料，我研究西州，是希望从更大的、唐史研究的视角来看问题。”在卢向前看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本身就有一个很广博的范围，他做的敦煌吐鲁番学基本上属于历史学领域，和唐史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唐史的一部分。

“敦煌吐鲁番研究和唐史研究，有一个特殊性和全局性的关系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对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成果，不能放得过大，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敦煌吐鲁番的东西，就是唐代普遍性的东西，这个过程需要认证。另一方面，我们研究敦煌吐鲁番学，非常需要唐史知识的背景，从普遍性的意义上来看敦煌吐鲁番学，才能提升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价值。从这点来说，就敦煌论敦煌，就吐鲁番论吐鲁番是很不足的。我以为，就历史学而言，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未来之路。”卢向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