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乡·中国梦”全媒体报道“政治伟人”周恩来特别追踪

历时1个月  辗转3省市  行程3500公里

《周恩来：80年前，在绍兴的四天三夜》引发追访，记者还原80年前周恩来与5位电力青年“绍兴夜谈”史实

80年前的一个雨夜，周恩来在绍兴与5位电力青年职工促膝长谈，分析抗战形势，开展抗日宣传，并赠送5幅“光明”题词。9月30日，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名士乡·中国梦——今天，我们给您写封信”全媒体报道推出特别报道《周恩来：80年前，在绍兴的四天三夜》，就讲述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展现周恩来对中国抗战必胜、前途光明的坚定信念。

但囿于当前的史料和当时的报道安排，本报对那一次夜谈的具体情况、5位青年职工的身份背景、5幅“光明”题词的具体下落等没有展开，也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

鉴于这次座谈会与电力系统的特殊关系，本报联系国网绍兴供电公司，意欲还原这段红色记忆，并得到了该公司支持。1个多月来，记者先后辗转3省（市）6地——上海市嘉定区、长宁区、静安区和福建省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和绍兴市，行程3500多公里，寻访当年5位绍兴电力职工后人、相关亲历者和见证人，力图从他们的回忆和保存的史料中，尽可能还原当时那段珍贵的历史，了解那场座谈会的细节，查证5位青年的身份，查找5幅“光明”题词的下落。

今天，绍兴日报刊发《“光明”题词今何在？——八十年前周恩来与五位电力青年“绍兴夜谈”追访》，解答这些疑问。

“名士乡·中国梦”全媒体报道“政治伟人”周恩来特别追踪①

“光明”题词今何在？

——八十年前周恩来与五位电力青年“绍兴夜谈”追访

2019年9月30日，《绍兴日报》《周恩来：80年前，在绍兴的四天三夜》报道版面截图。

一则报道引发的追访

1939年，日寇铁蹄长驱直入，南昌失守，浙江告急……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绍兴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这一年3月1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赴浙江视察抗战形势。3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以回乡祭祖的名义，在绍兴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激发全民抗战斗志。

3月30日晚，周恩来与绍兴大明电气公司陆与可、史美钰、周文元、蒋桐生、顾康年5名青年职工座谈，并分别为他们题写“前途光明”“光明在前”“无限光明”“光明灿烂”“为光明而奋斗”这5幅题词。

今年国庆前夕，9月30日，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名士乡·中国梦——今天，我们给您写封信”全媒体报道推出《周恩来：80年前，在绍兴的四天三夜》，对“政治伟人”周恩来的这次“绍兴之行”进行报道。但对周恩来与5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的座谈情况，只是作了简要描述。这主要是囿于当前的史料记录和公开报道资料实在有限，很难进一步展开。

国民党当年官方资料对周恩来的这次“绍兴夜谈”记录不详。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1939年4月编印的《浙江省党派调查月报》中《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一文，以6000字左右的篇幅作了详细记录，但对周恩来与绍兴电力青年职工座谈的记述却不到20个字：“8时半散席，周与王子余等座谈至10时始就寝。”

浙江省的中共党史资料中收录的诸多回忆文章中，对此记述也十分简单。

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1989年4月出版的《周恩来抗日前哨行》一书，收录了周恩来警卫员邱南章、周恩来表兄王贶甫、《绍兴民国日报》记者宋子亢、周恩来表侄王戍，还有史美钰和陆与可等当事人、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对周恩来1939年绍兴之行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记述。目前，众多出版物和公开报道，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表述，基本引用于此。但关于周恩来与绍兴电力职工的这次座谈会情况，该书也只作了简单的记述。

这场在浙江抗战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座谈会为何在官方资料中记述得如此简单？参加座谈会的5名青年职工究竟有什么样的身份？周恩来的5幅“光明”题词下落如何？这些疑问，也是“名士乡·中国梦”全媒体报道组织者意欲探解的。

鉴于这次座谈会与电力系统的特殊关系，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对本报提出的追访设想表示支持，愿意一起解答这些疑问，以更好地传承弘扬周恩来“光明”题词精神。

我们几经周折，联系上了其中一位座谈会参加者陆与可的女儿陆君善。10月17日，记者与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党建部相关人士一起，赴嘉兴采访陆君善。

老人从父亲的遗物中整理出一张珍贵的黑白合影，合影中有8个小伙子。“5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可能就在其中！”记者十分欣喜。

追访由此开始。1个多月来，记者辗转3省（市）6地——上海市嘉定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福建省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和绍兴市，行程3500多公里，寻访当年5名绍兴电力职工后人、相关亲历者、见证人，力图从他们的回忆中，还原那段珍贵的历史。

陆与可、史美钰关于座谈会的回忆手稿，写于上世纪70年代。（陆君善提供。本报首发）

五位青年是否真的在合影中

“父亲生前最后一年，常常凝望这张相片。”10月17日，嘉兴市南湖区建国路电力嘉苑小区一套老式套房里，72岁的陆君善戴起老花镜，从旧相册中抽出一张黑白相片。

相片很小，三分之一手掌大，但画面十分清晰。一座低矮的防空掩体前，8个小伙，或站、或蹲、或张开双臂，还有一个刚探出头。他们中有穿中山装的，有穿对襟衫的，也有裹着一袭长袍，个个帅气儒雅。

       绍兴大明电气公司附近防空掩体前，8位青年合影。其中左二为陆与可，右二为史美钰。（照片由陆与可的女儿陆君善提供，拍摄于1940年。本报首发。）

“这个就是我父亲陆与可。”顺着陆君善的指点，记者看到了当年的陆与可。陆与可个子最高，右手搭在同事肩上，满脸笑容，露出一口白牙。浅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圆形深色徽章。陆君善说，父亲曾告诉她：“这是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的厂徽。”

陆与可正是当年周恩来接见的5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之一。“父亲出生于1911年，1935年去了绍兴大明电气公司。”陆君善说，父亲曾兴致勃勃地向她介绍这张合影：“相片拍摄于1940年，那是绍兴沦陷前一年，日本轰炸机隔三岔五在古城上空盘旋。轰炸机来了，大家就躲进公司附近的防空掩体。这是轰炸机飞走后，我们刚走出掩体时拍摄的。”

相片里的这些人都是谁？“父亲一一报过名字。我依稀记得有顾康年和史美钰。”陆君善之所以对这两个名字有印象，是因为他们都是嘉兴人。顾康年是陆君善的舅舅，史美钰是父亲的朋友，是家里常客。

经陆君善介绍，记者去寻访史美钰的后人。10月27日上午，在嘉兴市区紫景雅苑，记者见到了史美钰的女儿史习娴。“这个大圆脸，是我爸!”70岁的史习娴一眼认出了合影里的史美钰。听说记者正在寻找当年与周恩来座谈的电力职工，史习娴激动地说：“我爸临终前一直惦念他们，他还说自己是5个人中最后一个离世的。”史美钰去世于2005年。

虽然顾康年是陆君善的舅舅，但照片里有没有顾康年，陆君善不能确定。“我哥哥陆德明可能知道。”经她联系，记者在10月27日下午赶到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350弄陆德明家。遗憾的是，86岁的陆德明也不能认出哪个是舅舅。但陆德明记得顾康年家的住址——上海静安区胶州路120弄。陆德明说他10多岁时一个人到上海谋生，当时顾康年已从嘉兴搬到上海，他常到舅舅家去蹭饭。

相片里到底有没有顾康年？11月6日上午，记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再赴上海。抵达静安区胶州路120弄时已近中午，弄堂里飘出饭菜的香味。记者挨家挨户打听顾康年，一位正在炒菜的大妈说，她家邻居姓顾，但不叫顾康年。会不会是顾康年的后人？记者敲门后没人应答。热心的大妈跑到屋后，指着二楼小阳台上的被子说：“老顾的被子还晒在外面呢，应该会回来。”

记者守在楼道口。下午4点多，终于等来一个瘦小的老人。记者急切地上前询问，他说他叫顾功顺，是顾康年的儿子，父亲确实在绍兴大明电气工作过。今年79岁的他耳聪目明，仔细看了翻拍的合影后说：“没有我父亲。”

在寻访顾康年后人过程中，国网绍兴供电公司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5位参加座谈的青年之一周文元，就是在绍兴电力局退休的，他的儿子周时雄在绍兴市发改委工作。11月1日上午，记者见到了57岁的周时雄。他仔细辨认后表示，照片里没有父亲周文元。但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蒋桐生也是在绍兴电力局退休的。

11月2日上午，记者在绍兴市区岑草园小区找到了蒋桐生女儿蒋洁。68岁的她担心自己认错，特地从书房里找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比对，最后确认照片里没有她父亲。

至此可以确定，合影里8个小伙，2人是陆与可和史美钰，其他6人尚不知道身份。

虽然寻访颇费周折，也有些失望，但也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记者根据这张老照片，找到了当年5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的后人。根据他们介绍，他们也是因为80年前父辈与周恩来的座谈而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在陆与可之女陆君善家中采访。

还原八十年前的那次夜谈

绍兴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着一幅木刻版画，画面是周恩来在晚上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场景。据讲解员介绍，木刻版画由著名版画艺术家赵延年创作，是迄今为止留下的唯一一张再现周恩来与5位绍兴电力青年座谈场景的画。深浅、粗细之间，线条传神，人物坐姿、神态，栩栩如生。

21年前，有一位老人站在这幅版画前，久久不肯移步。这位老人正是史美钰，周恩来当年接见的5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之一。那是1998年，嘉兴电力局组织退休工人参观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当走到木刻版画面前时，81岁的史美钰怔住了，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木刻版画左侧第一个人，激动地说，“这就是我，是我啊……”绍兴周恩来纪念馆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至今记得这动人一幕。

       邬继德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周恩来接见电业工人木刻版画，再现了1939年3月30日晚，周恩来与5位绍兴大明电气公司青年职工座谈的情景。图中左一是史美钰，左二是陆与可，左三是周文元，右一是王贶甫，右二是蒋桐生，右三是顾康年。  （图片系记者从绍兴周恩来纪念馆翻）拍

“几十年过去，他虽然很少跟我们提起，但那次座谈印在他心上。”谈及“那一晚”在父亲史美钰心里之重，史习娴说出了几位后人共同的心声。

此次追访，后人们关于父亲的回忆，让记者真切感受到了“那一晚”的非同寻常。“那天晚上下雨，我哪肯等雨停，早早赶到火珠巷木桥弄王宅，连晚饭也是贶甫叔叔家吃的。”周时雄记得，父亲周文元跟他回忆起座谈会，那份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陆与可的女儿陆君善珍藏着父亲的一批手稿，它们写于上世纪70年代，既有陆与可单独撰写的，也有陆与可、史美钰共同署名合写的。这是她第一次向媒体公开父亲的手稿。时隔80年后，重温“那一晚”，字里行间涌动的兴奋与激动，至今让人心潮澎湃。

“等了一个小时光景，周将军来了，我们‘哗’地站起来……他紧紧地和我握手，一股暖流热遍全身，这种感觉我一辈子忘不了。”（《幸福的会见  难忘的题词》作者：史美钰 陆与可）

“他详细地询问我们各人担任的职务、生产情况、家庭成员及生活情况。然后，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救国的形势……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他勉励我们要关心国事，勿生事，勿怕事，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思想上要有四万万同胞，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幸福的会见 难忘的题词》作者：史美钰 陆与可）

“他握紧拳头说：要抗战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要起带头作用，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一次难忘的会见》 作者：陆与可)

“因为门外有探子，座谈半个小时光景，我们起立告辞，他亲自送我们到门口，我们在门槛外，他在门槛内，我们有些不舍。他又一次和我们握手道别。”(《一次难忘的会见》 作者：陆与可)

据《周恩来抗日前哨行》记载，座谈会在王贶甫书房进行。王贶甫及其父亲王子余、长子王戍在场。木刻版画中，周恩来背靠书柜，坐在书桌旁，面朝5位电力青年职工。5位青年围坐在他身边，其中3位正面，2位背面。

追访中，史美钰的女儿史习娴向记者提及一个细节，她说，“对于木刻版画，父亲有个疑问。他记得当时自己确实是挨着陆与可坐的，但画中的他戴着帽子。可他从来没有戴帽子的习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赵延年先生已于2014年去世，无法采访他。史美钰的疑问该找谁解答？周恩来纪念馆向记者提供线索：当年，王子余的孙女王足曾参与周恩来祖居实物征集与布展。王足的儿子徐一大在上海建立了王足纪念室，收藏了大量珍贵史料，也许会有线索。

10月19日，记者赶赴上海嘉定区南翔智地创业园采访徐一大。徐一大找到了一份大约编制于1984年的《周恩来同志祖居陈列方案》打印件，其中第14条这样记录：“木刻作品：周恩来同志在晚上召开工人座谈会，讲解抗日形势。画题：明灯。作者：邬继德。”

木刻版画作者原来不是赵延年，是邬继德？

记者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纪念馆业务主管王晓芳反映，她介绍，赵延年先生与绍兴渊源深厚，创作了不少关于鲁迅题材的木刻版画。可能当时写讲解词时没有找到相关档案，以为这幅也是赵延年刻的，由此以讹传讹。

绍兴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洋对木刻版画颇有研究，他说，邬继德是赵延年的学生，但他有自己的画风，从画风看，这幅木刻版画应该是邬继德的作品。

那么，到底是不是邬继德创作了这幅木刻版画呢？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著名版画家、77岁邬继德的联系方式。11月10日晚8时许，老人在杭州的家中，通过座机向记者娓娓道来，揭开谜底。

“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中国美院的研究生，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调查了一些人，王足（王子余孙女）带我参观了王子余家。遗憾的是，当时没能找到5名电力工人，也没有他们的照片，我只好根据描述进行创作。”原来如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从来没有戴帽习惯的史美钰“被戴帽子”了。

这是邬继德第一次公开披露当年创作这幅木刻版画的经历。邬继德夫人张远告诉记者，前两年，老伴因中风记忆力衰退，这次，他能将几十年前的事情回忆得如此清晰，极为难得，足见当初创作时用情用心之深。

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半个月前，邬继德将自己珍藏的这幅木刻版画复制品，捐赠给了浙江美术馆。

这五位青年有什么特殊身份

关于80年前周恩来的故乡之行，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号（1939年4月）《浙江省党派调查月报》刊载的《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是迄今为止记述最早、最为详尽的史料。

该材料以6000字左右篇幅，详细记录了周恩来3月17日由皖来浙到4月6日离境，计半月有余的行踪。其中，周恩来在绍兴的四天三夜，笔墨多达三分之一，2000余字，内容细至周恩来几时起床，几时就寝，给谁鞠躬，同谁握手，等等，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但是，对这次座谈的记录却只有不到20字：“8时半散席，周与王子余等座谈至10时始就寝。”

《周恩来抗日前哨行》收录了王戍及其父亲王贶甫回忆文章。据王戍《周恩来在绍兴的几件事》记述，周恩来在绍兴除了进行公开的社交活动外，还以游览、扫墓、探亲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周恩来曾四次来到他家，其中一次就是3月30日晚，与5位绍兴电力青年职工座谈。而王贶甫在《周恩来来绍兴小住片断》中记述：“我约大明电气公司职工顾康年、陆与可、史美钰等来家同周恩来会晤，也请他讲抗日战争情况。”

翻看这些史料，一个个问题盘旋在记者脑海中。王贶甫为什么叫了这5个人？为什么5个人中有3个是嘉兴人？这些人与周恩来有没有特殊的关系？这次座谈会在国民党官方记录中又为什么如此简略？

随着追访深入，答案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这5位青年虽是从事抄表、校表、收费、抄写的普通职工，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普通。

陆与可的女儿陆君善，退休前在嘉兴电力系统从事审计工作，爱刨根问底。她曾因那张8个人的合影问过父亲“为什么去绍兴”，父亲告诉她，他与顾康年到绍兴大明电气公司工作，得益于蒋家公公介绍。

这位蒋家公公，名叫蒋志新，曾在日本留学，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也是一位名医。蒋家与陆家、顾家沾亲带故。受蒋志新影响，陆与可和顾康年都想到外面闯荡。蒋志新为了解他们的品性与才学，让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第二天，蒋志新批阅后甚为满意，当即写推荐信介绍他们去绍兴大明电气公司工作。

至于推荐信写给了谁，陆君善不记得了。但根据相关资料分析，蒋志新的推荐信可能是写给革命挚友王子余，或王子余的儿子、绍兴大明电气公司总务科长王贶甫。

《嘉兴市志》记载，蒋志新出生于1880年，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浙军军医。

蒋志新与绍兴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王子余等年龄相仿。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皆赴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王子余虽然没有赴日，但他加入光复会后又加入同盟会，参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所组织的浙皖起义。梳理这些关系，不难发现，嘉兴与绍兴两地的爱国志士，有着志同道合的革命友情，蒋志新与王子余或许也结下生死之谊。

而彼时，王子余的儿子王贶甫任绍兴大明电气公司总务科长。据国网绍兴供电公司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介绍，当年，总务科长分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招工”。鉴于蒋志新与王子余的特殊关系及王子余儿子王贶甫在绍兴大明电气公司分管的工作，也就不难理解，蒋志新为何能够顺利推荐陆与可、顾康年这2名与自己沾亲带故、自身又好学上进的嘉兴青年到绍兴工作。

“我父亲也是由嘉兴一位革命志士推荐，到了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的。”史习娴关于父亲史美钰的回忆，说明了当年她父亲从嘉兴来绍兴的一个原因。

由此可知，陆与可、顾康年、史美钰这3位嘉兴青年，当年来绍兴大明电气公司工作，都是由革命志士介绍的。这也许是他们能够得到周恩来接见并座谈的原因。

那么，周文元和蒋桐生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呢？

周时雄记得父亲周文元曾给他讲过这次经历，“听说周恩来要来绍兴，他们几个非常渴望见到这位‘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共产党领导人，他就请贶甫叔叔帮忙安排约见……座谈那天，晚饭也是贶甫叔叔家吃的。”“贶甫叔叔家有很多藏书，他经常去看。”又是吃饭，又是看书，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而蒋桐生的身份，也不一般。蒋桐生的女儿蒋洁说，父亲是江苏丹阳人，能来绍兴大明电气公司，是祖父的一位世交介绍。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5名青年虽然此前从未与周恩来相识，但他们的祖辈与周家、王家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周恩来在离开绍兴城区前的最后一晚，借着亲友、世交这层关系，在姑父王子余家同5名电力青年座谈，给外界释放的信息是，这只是亲友间的聊家常式聚会。可能是因为这种性质的聚会，才巧妙躲过了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让周恩来得以与进步青年促膝相谈，让团结一致抗战的坚定信念得以在青年心里扎根。也许国民党真以为周恩来那个晚上是“亲友见面”，也就放松了监视，所以在当时国民党的调查月报中，只留下了一句话的记录。

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座谈安排，饱含周恩来对抗战的信心和对青年的关切，也让后人再次领略了他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周恩来为陆与可题写的“前途光明”。（图片系记者从绍兴周恩来纪念馆翻拍）

五幅“光明”题词的下落

公开资料中记载，5幅“光明”题词，唯独“前途光明”留存于世，对其余4幅题词的下落，表述很是笼统——“因战乱散佚”。

周恩来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题词的？“前途光明”题词如今保存在哪里？其他4幅题词又因什么具体原因而散佚呢？有没有失而复得的可能呢？在这次寻访中，记者向当年参加座谈会的5位青年以及王贶甫的后人一一求证。

王戍是周恩来表侄，那年他17岁。他是周恩来“光明”题词的见证人之一。10月29日下午，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三味舒屋37座，57岁的王宏为记者找出了父亲王戍的回忆文章。

据王戍记述，当晚，座谈会在王贶甫书房中举行，王戍因对周表伯警卫员腰间的那把驳壳枪感到好奇，就和他一起站在门口放哨。与青年们的座谈大约半个小时，送走青年们后，周恩来又和王子余、王贶甫深谈。深夜，周恩来才开始挥毫题词。第二天，王贶甫为5名青年送去5幅题词，每一幅题词都有“光明”两字。

“题词一送到大明电气公司时，工人们抢着观看。他们每个人都像得了珍宝一样，十分自豪。”周文元的儿子周时雄说，时隔几十年，父亲忆及往事，激动之情仍溢于言表。

周恩来的这5幅“光明”题词，是重要的革命文物，这5位青年应深知其珍贵。如今，这5幅题词又在何方呢？

题词的下落，得从1941年4月绍兴沦陷说起。当时，5名青年被迫离开绍兴大明电气公司，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题词怎么办。在对后人的追访中，记者找到了“题词的下落”。

蒋桐生的“无限光明”题词，因霉烂消失。

“比生命看得还重。”蒋桐生女儿蒋洁说到题词，一声长叹，“没有保管好题词，父亲一生郁郁不乐。”绍兴沦陷后，蒋桐生想尽办法，将题词转移到了江苏丹阳，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将题词藏好。为了让题词万无一失，亲人将题词层层包好，埋于几米深地底下。十多年后，他去挖题词，“霉烂成了碎渣。父亲一遍遍摸着碎渣，一边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泪水滴在碎渣上。”忆及此，蒋洁眼眶红了。

史美钰的“光明在前”题词，因大明电气公司职工宿舍装修丢失。

“临走前，他又折身去看，确认藏妥了，才离开职工宿舍，踏上回嘉兴的路。”史习娴说，1956年、1958年，父亲两次回到绍兴，寻找职工宿舍里的题词。无奈职工宿舍已作了整修，题词无影无踪。他说，要是工人能发现，收藏着就好了。晚年他一再发愿，希望题词安好，“否则，他愧对总理。”

周文元的“光明灿烂”题词，因包裹丢失而失踪。

周时雄转述父亲的回忆，绍兴沦陷后，父亲一直把题词带在身边，藏在随身携带的包裹里，战乱中，包裹丢失。父亲几番寻找，未果，为此遗憾终生。

顾康年的“为光明而奋斗”题词，因搬家而遗失。

顾康年的儿子顾功顺依稀记得，父亲跟朋友曾说起，在从嘉兴搬到上海时，不慎遗失题词。

陆与可的“前途光明”题词，失而复得。万分幸运的是，“前途光明”保存完好。“很不容易。”据陆与可的儿子陆德明介绍，一开始，父亲想把题词藏在身上带走。为此，他特地跑到绍兴火车站察看，日军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一旦查获，后果不堪设想。他便掉头回到公司宿舍，将题词巧妙藏在书桌里。

小小的书桌，怎么就保住了题词？原来，陆与可将题词用牛皮纸包好后，用图钉钉在抽屉板下。1950年，陆与可辗转找到“前途光明”题词条幅之后一直挂在家里。1960年，他将这幅题词捐献给了绍兴的文物管理部门。

散佚的4幅题词，除了一幅霉烂外，其余3幅，当年3位青年的后人们，仍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

散佚的周恩来“光明”题词不知能否重现，但“光明”的种子已深深播入青年心中。《浙江电力工人运动简史(1896-1990)》《永明嘉兴百年电力1908-2008》这两本书，对这5名青年的革命事迹，专门作了记录。

1940年，日寇逼近，国民党撤退前下令炸毁大明电气公司偏门发电厂设备。危急时刻，陆与可、史美钰等在地下党组织下参与护厂行动，冒着敌机轰炸，抢修1、2号发电机，坚持供电。

1941年4月，绍兴沦陷。实际控制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的资本家开除了一批进步青年，5位青年也被迫离开公司。但一份抗战必胜的信念、中国前途光明的信念，却通过他们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除蒋桐生仍留在绍兴外，陆与可、史美钰、顾康年、周文元去了嘉兴。其中，陆与可和史美钰在嘉兴电力系统工作至退休，周文元后来回到绍兴，与蒋桐生一起在绍兴电力系统工作至退休。顾康年后来从嘉兴搬到上海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