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虞区有关部门受北京有关方面委托，几经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著名抗日英烈、《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的女儿——现年92岁高龄的徐如珍女士。徐如珍生活在上虞，身世鲜为人知。曾任上虞市档案馆馆长、档案局局长，退休后兼任上虞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的李金海，参与了寻访全过程。近日，他给记者讲述了这背后的故事。

何云女儿徐如珍和外孙黄克明。

遗孤健在

今年6月，上虞区政府相关领导赴四明山革命老区永和镇朱巷村调研。在朱巷村的村史陈列室，著名抗日英烈何云的事迹介绍非常醒目。当时，山西左权县因筹办举行左权、何云等革命烈士纪念活动，正委托上虞方面寻找何云后人。经向朱巷村干部了解，寻访人员得知何云在上虞好像有一个女儿，年轻时曾来过朱巷村，但如今杳无音讯。于是，寻找何云烈士女儿的重任，便落到上虞区委党史研究室和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身上。

要是能找到全国著名抗日烈士、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何云的女儿，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上虞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金海等人立即行动，四处打听查找。6月25日，寻访人员几经周折，终于在百官街道龙山社区丁界寺路支弄一幢老宅的二楼，找到了今年已92岁的何云烈士遗孤徐如珍。

徐如珍由于腿脚不便，不能起身走动。面对来访人员，她激动地连声说道：“我就是何云的女儿！父亲的真名叫朱士翘。我是父亲朱士翘和母亲徐文英的亲生女儿，出生于1927年12月28日。父亲离家参加革命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抓捕屠杀革命者及其家属，父亲后派人把我母亲和还在吃奶的我送回母亲的娘家，从此没了联系。不久母亲改嫁，我被舅父收作养女。”她让保姆拿出她的身份证和退休证，还说出了儿子黄克明的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随后拨通了黄克明的电话。电话里黄克明强调：“我就是何云的亲外孙。”

求证之路

为何这么多年来何云女儿的身份一直未被组织正式确定，烈属应有待遇至今没有享受？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身份佐证资料。

从6月29日起，寻访人员先后找到年已90岁高龄的朱巷村老村委主任朱茂传，徐如珍养父徐锡璜的儿子、年已87岁的徐松庆，86岁的何云堂侄朱乃君，以及78岁的何云堂侄朱焕清。还专门赴区发改局查阅了原粮食局有关徐如珍的人事档案资料。

老人们的口述情况基本相同，也与《何云传集》记载相吻合：何云1905年出生在永和镇朱巷村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祖父朱介眉是前清举人，生有4个儿子。父亲朱伯修，生有一子三女，儿子何云排行第一，长女朱鹿琴，二女朱双佩，小女情况不明。朱伯修因多年患病，为支撑门面，1925年让20岁的何云与下管的徐文英成了亲。何云母亲徐杏美，娘家也在下管，父亲是前清秀才，与儿媳徐文英是族亲，是个忠厚俭朴的山村妇女，能识字看书。朱鹿琴、朱双佩在上虞担任小学教师。1917年，何云在丰惠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随其三叔到北乡一所小学当见习教师，边教书边自学。1919年，15岁的何云考取了绍兴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秋师范毕业，先后到横塘杨家溪贻福小学、白马湖春晖小学、县城丰惠中山小学等任教，以教员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2月28日，何云和徐文英的女儿在朱巷村出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国民党右派势力遥相呼应，抓捕革命者，制造了“四一五”流血事件。为保护家人安全，使之免受株连，防止反动派的加害，何云在女儿出生还只有10个月（一说5个月）尚是吃奶的婴儿时，托人将妻子徐文英和女儿送回下管娘家。在1930年5月5日只身远离家乡到上海之前，正式宣布休妻，并请妹妹代为孝敬父母。长年患病的父亲在何云离开家乡后不久去世。母亲徐杏美和二妹朱双佩从朱巷农村迁到县城丰惠东小街经家弄经纪新家台门内西边楼下一间租房居住。

周鹤龄老人曾与何云母亲徐杏美做过邻居。1944年至1946年，周鹤龄一家人也在同一台门租住。1944年时，周鹤龄15岁。当时朱鹿琴在下管教书，时常到丰惠看望母亲。朱双佩和母亲住一起，而朱家最小的女儿，他从没见过。他叫徐杏美为朱家外婆，叫何云的两个妹妹为鹿琴阿伯、双佩阿伯。1945年6月，浙东新四军解放上虞县。7月初的一天，周鹤龄看到朱家外婆家有浙东新四军做民运工作的同志来慰问，他还发现朱家外婆和鹿琴阿伯都不高兴，还不时掉眼泪。后来一问才知道，朱家外婆唯一的儿子士翘（即何云）在太行山被日寇杀害了，她的二女儿双佩，也随她的抗日军官丈夫远去江苏了。两个孩子一死一别，故而令她伤心。1949年，朱双佩跟随国民党军官丈夫去了台湾。朱鹿琴则回到母亲身边，后来和母亲一起迁到丁宅居住。上世纪80年代，周鹤龄在上虞教育局工作，他曾到丁宅打听过朱家外婆母女的消息，但一无所获。

在原粮食局的人事档案中，有一本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统一印制格式的干部档案徐如珍卷，共92页，包括干部履历表、历次政治运动的鉴定总结、干部鉴定、考核表等，内容完整齐全，其中1981年7月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内容非常详细。早在1981年前，她已向组织上说明自己是何云烈士的女儿，并且经中共上虞县委组织部审阅和盖章，证明县委组织部是认定的。只是徐如珍一直低调，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当时她的儿子黄克明，在1980年8月经高考录取招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技术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的前身）读书。

何云（左一）与左权在太行山合影。

常有互动

一直以来，徐如珍与朱巷朱氏家族保持着联系。何云的二妹朱双佩离开大陆去台湾前，送给徐如珍一张和丈夫的合影，照片背后写道：“如珍侄女：这是我与沈孝庭之相，希您留个念，在湖北来时照的。二姑双佩。”新中国成立后，徐如珍曾两次回到朱巷——她的出生地。第一次是在1953年5、6月份，她作为县妇联宣传干事，到朱巷村宣传婚姻自由。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与丈夫黄张新一起去的，夫妻俩在何云生前的房间住了一晚。朱巷村的长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场面非常热闹，听说何云的女儿回来了，很多人都围拢过来，离开时，不少老人扶在车旁，难舍难分。

徐如珍还和朱乃君的弟弟朱乃臻有着联系。朱乃臻称呼在世时的何云母亲为大娘娘，徐如珍则叫朱乃臻为小叔。黄克明结婚，朱乃臻全家都来喝酒贺喜。朱焕清24岁那年碰到过徐如珍的丈夫黄张新，当时黄张新是梁湖公社党委书记。朱焕清知道他是何云的女婿，一起拉过家常。

何云妻子徐文英和女儿被送回娘家，徐文英的父亲徐宝彝收到了休书。徐宝彝的孙子徐松庆曾看到过这份休书。由于年代久远，这份休书已不知去向。徐宝彝和俞氏育有二子三女。徐家祖上原在杭州做钱庄生意，后家道中落，到徐宝彝这代时，从杭州迁居到上虞下管老家，靠轮种宗族祭田和做点小生意为生。长子徐锡璜长年在一家经营棉花生意的公司做账房先生，全家的生计主要靠徐锡璜的工资收入。

徐文英被休后，暂住娘家。徐锡璜的妻子吴氏是陈溪陈家岙村人，经介绍，徐文英被休约半年后，嫁给陈家岙村一个因妻亡已有一女的钟姓男子，他与徐文英生有二女。徐文英与大女儿钟菊珍一起住在陈家岙村，小女儿钟小菊后来嫁到太平山村，现还健在。徐文英1994年去世，葬在陈家岙村，享年93岁。黄克明说，小时母亲带他去陈家岙村看过外婆一次，长大后他也单独去看过外婆几次，最后一次是带着妻子一起去看望的。

徐文英改嫁后，舅舅徐锡璜刚送别亡故女儿，决定收外甥女为养女，让她改姓徐。徐锡璜待徐如珍视如己出，供她读书到小学毕业。提起舅父一家的养育之恩，徐如珍感恩不尽。

值得一提的是，徐如珍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收到过父亲何云的第二任妻子吴青的来信。当时吴青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在何云牺牲后再婚并有孩子。吴青的这封信，足有9页。黄克明在军校毕业后回家探亲，也看到过这封长信，还记得信件的大致内容。吴青在信的首页提到，何云生前曾向组织上说明过，在上虞老家结过婚后离婚，在老家有个女儿并送人抚养，现在应该还在的。但非常遗憾，这封已过去50多年的信件，未能找到。

徐如珍也给吴青写过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她和丈夫黄张新一起商量共同完成的，并请当时上虞县政协主席审阅，此信随同2斤包装好的上虞茶叶托人送到北京交给吴青。

1983年左右，黄张新到北京出差，曾到晋察冀抗日烈士陵园，祭拜了与左权将军相邻安葬的从未谋面的丈人何云烈士之墓。徐如珍因身体原因，不适长途乘车没有去成。这一次，黄张新见到了同在祭祀的吴青。回来后黄张新向妻子描述了吴青的模样，说吴青每年清明节都去祭祀何云烈士。徐如珍家中还保存着何云烈士墓、何云烈士墓志碑铭、黄张新在何云烈士墓前照片和挽联上写有“女儿徐如珍、女婿黄张新、外孙黄克明敬挽”的花圈放在墓前的照片。

2000年9月1日，位于丰惠镇钱家弄23号的上虞革命史迹陈列馆的正厅大门上方，悬挂着“何云烈士塑像揭幕仪式”大型横幅。作为何云烈士的亲属，徐如珍一家三口应邀出席揭幕仪式。9月4日，《上虞日报》头版刊登《让烈士精神永存——何云烈士塑像揭幕落成仪式》稿件，最后一段写道：“现年74岁的徐如珍，是何云烈士的亲生女儿。她目睹父亲的塑像，感慨不已：在她出生仅10个月时，父亲外出参加革命，她由舅舅扶养成人，改姓徐。” 徐如珍保存着邀请通知书和在何云烈士塑像前的照片。

1945年7月，上虞县民主政府给何云烈士的母亲颁发烈属证书，母亲逝世后，烈属证书留给了照料母亲的何云的妹妹朱鹿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朱鹿琴曾寻求并得到过徐如珍的帮助，后来再没有联系了。15年前，徐如珍曾委托表弟徐松庆的儿媳找朱鹿琴去要何云的烈属证书，但朱鹿琴已去世，烈属证书下落不明。因此，其何云烈士女儿的身份一直没能从法理上予以确定。

如今，徐如珍是何云烈士唯一留下的遗孤，这一点已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