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全球倡议，也引发了世界关注。从中亚到欧洲，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横贯亚欧大陆，跨越万里海疆，60多个国家将受其影响，44亿人将为之受益。

早在几千年前，越地的先人们已经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越文化，不但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和精神基础，还直接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浮沉。

2002年，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条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

越地的航海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前

古书记载中的越地概念，比今天我们所说的绍兴大得多。它包括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及金衢温丘陵的部分地区。

关于越人习水便舟，文献多有记载。

如《吕氏春秋·贵因》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这段古文，是北方与越地之间交通工具的比较，北方是驾车的，越地是坐船的，这说明战国时，越地已经将船作为交通工具。《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便于马，越便于舟”，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再比如《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东汉时，越地不仅有船，而且行驶的速度还很快，犹如北方的马车一样。

“实际上，早在史前，越地的船只已经具备海上航行的能力。”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叶岗，对此颇有研究。采访中，他向记者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2002年，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条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这条独木舟呈梭形，其舟体和前端头部基本保存完好，唯舟体后端已残缺。残存长度560厘米，残宽53厘米，舟体厚度3～4厘米，船舱深仅存15厘米，并有一对木桨。“它有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边架艇独木帆舟。”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从越人身上的海洋性特征来分析的话，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越地先民不仅是中国境内最早致力于农业生产的人群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最早征服海洋的先驱者。越人又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海洋性民族，中国东部海岸与地中海一样，都是世界上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叶岗告诉记者，越人曾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在广东、福建、江浙、山东乃至东北都留下痕迹。甚至还有研究表明，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诸岛屿的马来人群及波利尼西亚人群，从Y染色体DNA的证据看，他们实际上是距今12000年左右才与中国境内的百越族群分道扬镳的。

在越国灭亡之后，一部分於越又往西南迁徙，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因素，其中便可能包括航海技术。那么，越人当时的航海技术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

但毋庸置疑的是，越地的航海传统延续至今，其孕育的先进航海技术影响了中国沿海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越人身上所流淌的富于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血液，某种程度上在越地沉淀下来，并影响到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越文化所体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对商业的重视，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越地自古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不仅中国最早、最丰富的史前舟船遗物发现于越地，自古以来，越地都是重要的出海口及造船基地。

《越绝书》谓越国有“须虑”“方舟”“戈船”等舟船，而且多是战船；“石塘”为越国的军港，还有“防坞”、“杭坞”等海防要塞；“船宫”则是越国专管造船的官署。

《史记·东越列传》云：“（汉武帝）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拒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可见，西汉时越地的船已经能够在海上航行。《汉书·朱买臣传》云：“（汉武帝）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则说明，越地的船不仅能在海上航行，而且是体量比较大的楼船，有一定的规模，还能进行水战。

“战船均自会稽出发，可见越地作为舟船基地的地位。”中国社科院博士陈民镇在研究中发现，汉代越地出产“越舲”，汉代军种分为郡国材(山地战兵)、骑士(骑兵)、楼船(水战兵)，会稽则多楼船。三国时吴国水军则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弋船、蒙冲斗舰、走舸、轻利舰、飞云大船、大舸船等名目，当时最大的造船厂就在原属于会稽郡的东冶，至孙休时才别置建安郡。

隋初，越州高智慧占据浙东抵御隋兵，总管来护儿便向杨素进言：“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就因吴越地区造船过大过多，而曾下诏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在唐代，中国造船业高度发达，越州是当时全国的造船工业中心之一。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九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贞元(785年～805年)初年，韩滉出任浙东道观察使，即打造楼船30艘。

“这些文献的记载，均可见越地造船业的兴盛。”陈民镇告诉记者，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汉代，但是，越地在秦代甚至更早便已经开展对外贸易。造船业的发达以及水上交通的便利，既给越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活力，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即使在“海禁”政策严厉的明朝，绍兴府依然设有市舶分司，与东、南洋各国的传统贸易仍有发展。正德、嘉靖年间，日本商船到绍兴互市，中国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以书籍、文具、绫罗、丝、茶、陶瓷为主。在郑和第四次(1413)、第六次(1421)和第七次(1431)出使西洋时，绍兴府会稽县人马欢先后3次随船队航行海外，还留下了名著《瀛涯胜览》。

越地重商传统，为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独特的精神内涵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这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海上贸易的论点。

的确，无论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还是爱琴海文明，均有较发达的商业。唯有中国古代文明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以重农抑商为主色调的中国古代社会，商业长期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

然而，越地却是个另类。早在2500多年前，越国的两位重臣计然与范蠡就已经提出农末俱利、重视商业的主张。因此，在越国时期，越地的商业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始终是比较突出的。

六朝时期越地的商业已有一定发展，对外贸易初具轮廓，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早在南宋，永嘉学派便已强调“通商惠工”。明末黄宗羲进一步主张“工商皆本”，认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倡导经济改革，发展商品经济，并初步提出了币制改革方案。明清越地的工商业市镇与农业商品贸易有较大发展，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尤其明代晚期重商主义兴起，越地也是重要的策源地。清代宁绍会馆已经出现，越地商人逐渐壮大。近代以来“越商”极为活跃，在金融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越地重商的传统。

“越地打造的海船满载青瓷等货物扬帆远航，这是唐代中国东海岸的常见景象。”叶岗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外贸易的纽带，越文化所体现的重商传统，为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正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心态，基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渊源有自的重商传统，越地成为孕育海上丝绸之路的温床，并成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中东海航线主要干线和南海航线重要分支的起点。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均与越地有不解之缘

在各个历史时期，丝织业、制瓷业和茶业都是越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越地的史前织机和蚕桑遗物此前多有发现。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200年的丝织品以及近年在同一遗址发现的距今约3700年的丝带是“世界丝绸之源”的实证，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家蚕丝纺织的最早实例。在越国时期，蚕桑与丝织得到进一步发展。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诸书记载，当时越国的丝织品有帛、丝、纱、縠等多种。随着晋朝“永嘉南渡”，大量移民亦刺激了越地的蚕桑与丝绸，当时会稽郡有“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美誉。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极大地刺激了丝织物的需求，会稽丝绸生产迅猛发展。

东汉晚期开始出现的成熟青瓷，主要发现于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流域。越地在东汉便已奠定的青瓷传统，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安史之乱”后越瓷多远销海外，1973年在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发掘出了700多件待装船出海的唐代瓷器，其中最多的便是越瓷。

唐代越州的茶被写入陆羽的《茶经》，并被奉为上品。尤其是中晚唐之后，越地茶业发展迅速，并开展苗圃化种植。在宋代，会稽所产日铸茶、山阴所产卧龙茶均著称于世。南宋时期生产愈加专门化，绍兴府产茶居全国之首。

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越地出产的优质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也通过越地这一重要窗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列岛扩散。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最终确立，与越地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密不可分。

海上丝绸之路的盛期在唐、宋、元，到明代逐步走向衰落。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年）颁行海禁政策，撤销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此后，明朝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基本上贯穿有明一代并延续到清代，阻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被动打开，越文化的海洋性被再度激发，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对外交流，再次达到高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转向的结果，越文化仍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文化欲续写辉煌，也离不开对其精神特质的发扬。”叶岗认为，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应以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文明——这对于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