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袁啸吟和董静之夫妇

参加虞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纪念碑落成仪式时的袁啸吟和董静之夫妇

7月19日晚，央视戏曲频道“戏曲采风”栏目详细介绍了姚剧《童小姐的战场》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台前幕后。早在6月28日，央视“新闻直播间”以“姚剧现代戏《童小姐的战场》国家大剧院亮相”为题进行播报，时长约2分钟。

这个融地方戏与红色剧于一体的精品，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浙江《江南》杂志原主编袁敏所写的非虚构纪实文学《三小姐的抗战》，作品取材于其母亲董静之的传奇人生。

历史：父母的传奇一生

“父亲今年98岁，母亲99岁。父亲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母亲半年多前因摔跤导致脑部大面积出血，手术后昏迷了27天，最终奇迹般地醒来，现在康复得不错。”昨天，袁敏通过微信告诉记者，她的父母最牵挂的还是家乡上虞，他们对上虞爱得深沉。前些天，上虞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一行人赴杭探望这对革命伉俪，袁敏的母亲当时还向大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袁敏的母亲叫董静之，又名董舜英，1921年出生于上虞上浦渔家渡村一个名号为“董久大”的工商大地主家庭，正房嫡出，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

据袁敏介绍，母亲这位“三小姐”有时候也会流露出小姐脾气，显得心高气傲，但她手能提，肩能挑，下地能做农活，在家会做家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闺阁千金的礼仪被她嗤之以鼻，我行我素的性格从小就显出端倪。

袁敏的父亲袁啸吟，1922年出生于上虞小越。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上虞县战时政治工作队。1941年，被秘密派遣到上浦渔家渡小学教书，建立渔家渡小学党支部，任书记，以教书作掩护，发展党员，从事地下工作。

以袁啸吟为核心的学校党支部成立后，即刻开始以访问学生家长的方式，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董久大是当地的望族大户，当然是学校党支部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家。当穿着长衫的袁啸吟走进董家的高墙大院，儒雅地在客厅里和董久大交谈时，被关在闺房已久的董静之伺机冲进客厅，再次向父亲提出自己想要读书的愿望。董久大不愿意在斯文的教书先生面前留下一个封建老古板的形象，只好显得很开明地一挥手同意了女儿出去上学的请求。

董静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一大胆抗争，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董静之带着一帮董姓姐妹跟着教书的袁先生离开渔家渡集体出走的事件，一时间成为绍兴一带的爆炸新闻，最流行的说法是：道貌岸然的袁先生其实是个大骗子，将一帮好人家的女儿拐跑私奔了！

1942年6月，董静之跟着袁啸吟正式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0月，董静之与袁啸吟一同打入百官10号联络站，担任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和信件。

董静之最初是化名“董舜英”潜入绍兴城的，她在绍兴酒务桥直街租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有意找在了汪伪（安昌）第三大队大队长严长春小老婆家的台门里，之所以找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是为了得到“窝边草”的遮掩。有了合法的身份和隐蔽的住所后，她就开始了地下交通员的工作。

董静之和35号杜其昌是单线联系，一般都是打电话约好联络地点，有时候在烧香的庙堂里，有时候在买菜的集市上，装作谈恋爱的情侣，一边闲逛，一边接头。遇到紧急情况，杜其昌就东一弯西一绕地转到酒务桥直街母亲的住处，将情报直接送上门。必要的时候，杜其昌也会将情报内容口授给董静之，杜其昌离开后，她便将听到的内容写成书面情报。

董静之送情报的方法多种多样：第一种是将情报写在拷贝纸上，很韧，不会渗水，要用很尖的蘸水笔写，将字写得像绿豆一样小，而纸的大小一般比火柴盒长一点，宽与火柴盒相仿。情报写好后，卷成一小细条，用蜡封起来。有时买一瓶雪花膏，把用蜡封好的情报放进去，再将雪花膏瓶口上面的锡纸原样封好。有时会搓一根绳子，把卷结实的情报纸条一起搓进去，将绳子缠在篮子柄上或缚在随身行李上。总之，尽量要使情报不被发现，不受潮，能安全可靠地送到目的地。

第二种方法，是把情报用明矾水或米汤当墨水写在反动书刊上，大大方方拿着走，一到目的地，用碘酒一揩，字迹就显现出来了。

第三种方法，用暗语写信，代号和各种说法都是事先约定的，对方一看就明白。

第四种方法，当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写情报时，就要把情报内容迅速准确地记在脑子里，见到组织以后，当面口头传达。

1943年秋，董静之利用社会关系，打入绍兴敌工站，潜伏在敌人心脏，建立起一条连通绍兴、百官、丰惠、余姚至四明山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为浙东新四军取得连战连捷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4年秋，袁啸吟和董静之再次受组织派遣，到余（余姚）上（上虞）县委所在地余姚临山开展秘密工作，在临山天宝弄开设义成商行，假扮夫妻以开糖行为掩护，组建地下交通站。为了伪装身份、获取情报，白天，她有时是斯文的女教师，有时是卖香烟、卖土货的小贩。最后，假夫妻成了真夫妻，成就了一段革命与爱情的佳话。

袁敏说，母亲一开始对这种假夫妻生活感到特别别扭，但考虑到这毕竟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慢慢就习惯了。为了更好地做好掩护工作，袁啸吟还接来了他姐姐的两个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这样看起来更像一个家。这种假夫妻的生活没过多久，爱情之花便在两人心中悄然盛开。1945年春天，经过党组织批准，虽然没有结婚典礼和亲人的祝福，这对假夫妻最终正式结为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俩都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袁啸吟曾任浙江省外贸局局长等职，董静之担任过杭州市保育院主任等职务。

纪实：讲述英雄父母感人故事

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袁敏，早些年就想把父母亲的传奇人生写下来。2015年，她创作的非虚构纪实文学《三小姐的抗战》刊载于《收获》第六期。

她在前言中写道：回溯淹没的历史，我写下了这篇《三小姐的抗战》，内心希望已经95岁高龄的母亲，能通过这篇文章，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火热的理想情怀，让记忆辉映她迟暮的晚年。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从外婆跌宕艰险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感悟到一些当代年轻人所缺失的东西。

今年５月２１日，上虞区举行庆祝上虞解放70周年座谈会。袁啸吟曾担任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敏当天代表父母亲前来参会。那天，岭南乡许岙战斗纪念馆新馆落成，她拍下了不少照片。

“父亲袁啸吟对家乡一直念念不忘，他一生致力于上虞的解放事业，我深受他的影响，对那段峥嵘岁月报以极大的敬意。今天，我参观了许岙战斗纪念馆，感受到留存在上虞大地上的红色记忆足以汇编成一部荡气回肠的巨著，而我们所了解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我想尽我所能，将这些生动、精彩的故事用文学作品表现出来，让全国的读者和人民都能了解上虞这段红色历史。”袁敏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袁敏说，这次姚剧《童小姐的故事》的诞生，有个背景原因。

余姚姚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9月，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邀请省内专家走访四明山，搜集红色革命事迹、抗日历史素材，讨论姚剧新剧目的创作方向。“浙东抗日根据地面对日伪顽犬牙交错的特殊环境，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沪、杭、甬之间敌人的心脏地带。”剧作家黄先钢说，“表现根据地的斗争历史，无疑是厚重、宏大的命题。写戏首先还是要从一个能够吸引观众、感染观众的故事入手。”当黄先钢读到袁敏的《三小姐的抗战》时，被深深吸引了。他说：“如此鲜活的人物原型，如此特殊的斗争环境，如此独特的人物关系，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而且还能作为一个架构全剧的‘主脑’。”

“父母亲当时的地下交通站设在余姚临山，２０１２年，我陪母亲还去当地找到了旧址。”袁敏说，余姚方面“众里寻它千百度”，相中了《三小姐的抗战》，并成功将它搬上了舞台。当然，搬上舞台的戏剧将史实与虚构进行了精彩融合。

“通过一名富家小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探究红色基因生成的奥秘”，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在首都闪耀芳华。迄今，《童小姐的战场》已演出5０多场，并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以过硬的技艺在舞台上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它还将参加中国戏剧节。”袁敏说，在欣喜的同时，她总感觉稍微有点遗憾，因为父母亲当年的战斗经历多发生在上虞，他们最辉煌的人生片断是在虞舜大地上开始演绎的。但《三小姐的抗战》笔墨的侧重点在母亲，而且篇幅也较短。

“这些年，我也零零星星来过几次上虞，一次次重走父母亲当年在上虞惊心动魄的战斗之路。”袁敏透露说，这些年，她收集了不少关于父母的素材，为纪实文学创作做准备，努力弥补自己心头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