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千山万壑的四明山麓，每当出现一支三四十人、有男有女、扛着丝弦锣鼓的队伍时，在田畈里挥锄或在竹林中伐竹或在江心撒网的群众，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奔走相告：“社教队来了！社教队来了！夜里好去看戏哉！”

这个专演革命现代戏的越剧团，名叫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

在当年社教队员俞观潮的记忆中，每当暮色降临，戏台上的锣鼓还未敲响，乡亲们就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台前台后挤满了人，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散场之后人们还能随口哼唱几句戏中的词。

把戏剧变成根据地的宣传武器，浙江抗战期间的戏剧改革起源于绍兴。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中，绍兴的戏剧舞台率先插上“战旗”，用艺术的力量，在烽火照亮的舞台上，声援着抗战夺取最后的胜利。

一个新型剧团的诞生

在浙江东部的四明山西麓，有一座建于西汉时期的古县城，那里的农民们自娱自乐的“唱书”，被认为是越剧的最早萌芽之一。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伊兵自小在嵊县（今嵊州市）长大，他的童年正值越剧的草创时期。

他从小喜欢看戏，无论小歌班、绍兴大班、东阳班他都爱看，即便在较远的外村演戏，他也会兴致勃勃地赶去看戏。

1941年，伊兵从“皖南事变”中脱险后，进入四明山。不久后，他奉命组建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担任指导员，发动和组织嵊县越剧艺人参加社教队演出，实施男女合演，自编自导创作了《血钟记》《桥头烽火》《龙溪风云》《义薄云天》等反映浙东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越剧，唤醒民众抗日斗争意识。

这个社教队的全称叫做“社会教育工作队”，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改革越剧进行宣传演出的使命，它也是最早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对越剧进行改革试验的专业剧团。

浙东地区是越剧发源和流行的地区。当年，浙东游击区有2万多名“的笃班”艺人，他们流动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戏班演出的都是一些未经整理、内容陈腐的旧戏，很难激励群众的抗日斗志。时任四明专署鄞慈县办事处主任的陈山，和伊兵一起推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越剧改革运动。作为根据地为数不多的在干部岗位上的新文艺工作者，他们都为抗日宣传创作了不少现代戏剧本。

革命教育工作是最难的。而这支新型剧团，在根据地抗日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社教队走遍了四明山区的梁弄、小岭的祠堂庙台，章村、密岩的村头广场，以及大岚山乡的丛山竹林，成了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一支重要抗日宣传队伍。每当根据地有重大政治活动和群众集会，区党委都要让社教队登台演戏。

《义薄云天》演出时，看哭了不少战士、群众。该剧讲的是伊兵好友李敏烈士的动人事迹。李敏是鄞江区委书记，在艰苦的反顽自卫战争中不幸被俘。在严刑拷打下，她大义凛然，痛骂顽匪，最后被敌人押到樟村残酷刺杀。敌人每捅她一刺刀，她就高喊一句抗日口号，被连刺十几刀，壮烈牺牲。当看到这里时，观众席里都会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为李敏同志报仇!”负有作战任务的部队还将看此戏作为战前动员，看完戏后就斗志高昂地奔赴战场。

当时，不少青年农民就是在看了社教队宣传演出后，纷纷报名参军，充实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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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之道：越剧改革新旧共融

“越剧比京、昆等剧种要年轻得多，表演、唱腔、音乐伴奏上尚未形成十分完整的一套，在改革上比历史悠久的剧种阻力要小。正因如此，用越剧表现现代题材，困难就少一些。”陈山曾在《昆剧大众化和改进越剧的尝试》中提到，越剧的口白、唱句更通俗易懂，且能容纳新的东西，声调特别容易叙情，内容多是平民化的，有群众基础。

不过，当时浙东越剧最早的剧本话剧味很重，不易为当时根据地人民所接受，演现代题材，既要运用越剧的唱腔表演，又要使之不与实际生活相去太远，处理剧本的新旧融合问题很是关键。陈山一边摸索，一边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在写作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越剧《儿女英雄》时，他让戏中人物采取了旧戏常用的上场引和自报家门的方式上场，唱法上则用了民歌与越剧曲调相结合的方式。“四明山来弯又弯，里面走出我张老三，年纪五十出头点，精神力气勿推扳。”老农民张老三的这几句上场引，吸收了当地老农民的语言特色，充满泥土气息。源自生活的现代戏，在群众当中感染力极强。几十年之后，听过戏的群众还能背出这段开场白，可见根据地的越剧改革是深入人心且成功的。

当时，由于新文艺工作者与旧艺人同台演出，演出剧目又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现代戏，这样的画面十分常见：新文艺工作者向老艺人学唱腔，学流派，老艺人向新文艺工作者学文化，学识谱。过去“的笃戏”的娱乐作用大过其他，而社教队却把它提到以宣传抗战为主的地位，一切改革都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

与此同时，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演员在上海发起了一场越剧改革，与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越剧改革遥相呼应。两支改革力量最终于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顺利会师，并成就了越剧艺术空前的辉煌。

一批抗战剧目的怒吼

自登上中国的表演舞台以来，话剧就以宣扬革命精神为主要目的。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战旗剧团，就是活跃在绍兴戏剧舞台上的另一面抗日宣传旗帜。

1939年5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一张用12张白报纸绘制的《古城的怒吼》公演大海报，被张贴在绍兴最热闹的大街上。这部由法国剧《祖国》改编的话剧，揭露了华北傀儡政权助纣为虐、残害爱国志士的罪行，反映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斗的故事。当时，该剧在绍兴觉民舞台的公演非常成功，《东南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全省的戏剧界向绍兴战旗剧团学习》。

浙江抗战期间的戏剧改革，可以说是起源于绍兴。1937年11月，浙江流动剧团到绍兴一带流动演出，宣传抗战形势，鼓动文艺创新、戏剧要为抗战服务等等，从而促进了剧改运动。

1938年春，绍兴掀起了一个旧剧改良运动。绍兴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朱秉钧和墨易等人发起组织旧剧改良运动委员会，创办剧人训练班，对因战争而失业的越剧艺员和杂技人员，进行分期分批训练。两个月里，受训旧剧人员达800多人，这不仅为绍兴成立戏剧团体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浙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戏剧改革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后，前线剧团（战旗剧团前身）团长墨易发起成立绍兴业余剧人协会，编写了大量的优质抗日救亡话剧剧本，进行抗战宣传。半年时间里，剧团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上战场》等40多个剧目。他们在绍兴农村巡回演出，剧团所到之处，场场满席。

而该剧团真正的“爆款”剧目，则是一出用来劳军募资的《魔窟》，它一时创下两个记录：绍兴抗战期间所做的一次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演出。当时演出售票所得，全部用来劳军。

“浴在燃烧似的阳光里，想起前方战壕里的弟兄们，我们就想到用自己的一点本事，换些钱，给前方战士购买毛巾、肥皂、布草鞋、万金油等夏令物品。”当年出演《魔窟》的演员林芷茵回忆说，演出不光为了筹钱劳军，同时也希望在绍兴这块未曾开拓的土地上打下一点救亡演剧运动的基础，撒下几颗种子。

当时，剧团一二十位演员的精神全都集中到一个方向：把《魔窟》演得更好，演得更动人，演得更叫观众咬牙切齿地痛恨那帮无耻的汉奸，让他们生出强烈的“憎”与“爱”。

从排演到正式演出不足10天，时间非常紧，团长墨易等7人不仅担任剧务指导，还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以确保《魔窟》演出成功。团员们每天都在反复背诵台词，用心钻研角色动作，带病坚持排演的人也不在少数。几个晚上，再加上一两个下午，多幕剧《魔窟》连一次预演的时间都没抽出来，就这样上了台。

当时，分别有2元一张的劳军荣誉劵和0.2元、0.4元一张的普通劳军票。公演当晚，绍兴觉民舞台的1000张票被一抢而空。在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魔窟》连演3天，观众仍然意犹未尽，不断要求加演，于是剧团成员不顾疲劳又免票义演了1天。演出轰动了整个绍兴城，街头巷尾都可听到同仇敌忾痛骂“汉奸贼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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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之光：演剧团体空前繁荣

抗战中，全省各个剧团、宣传队以及一些救亡团体，上演了大量的抗战剧。凡是在全国稍有影响的抗战戏剧，几乎都在绍兴上演过。

仅以嵊县为例，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先后成立了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业余宣传组、嵊县学生暑期回乡服务团、战时青年工作队、政工剧团、星峰剧团等。一个县内，有这么多的演剧团体，演出了这么多的剧目，这在当时的浙江省，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绍兴其他地区，各种民间组织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也同样方兴未艾。上虞五夫晨钟剧团是当地首个抗战戏剧团体，剧团由五夫小学师生和社会青年组成，剧团在当地演出了《一片爱国心》《警号》《在烽火中》等抗战剧目，用戏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新昌民众宣传队排演的抗日话剧《秋阳》《走》以及田汉的《回春之曲》，也曾在当地引起轰动。因这些话剧的剧情扣人心弦，演到后来，观众的感情跟着剧情起伏，席间不时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