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抗战烽火燃烧在中华大地。军人以生命代价阻挡侵略的铁蹄，文化界人士提笔为刃，用热血 书写不屈，鼓舞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英烈辈出的绍兴，一面抗日救亡的“战旗”迎风飘扬，激扬着人们的斗志。《战旗》是绍兴文化抗战的重要刊物。它既是绍兴抗日理论“指导者”，又是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录图”，享誉全浙，影响全国。

昂扬

生动鲜明的抗战旗帜

1937年冬天，刺骨寒冷。是年，日寇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在浙江境内，钱塘江以北地区也落入敌手。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同时，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爱国青年，聚集到绍兴，通过结社、办报、演剧等形式宣传抗日。

在浓密的战争阴影下，1938年5月，《战旗》杂志悄然诞生在府山越王殿下一间平房内，它隶属于浙江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宣传当时抗日救亡的主流思想。初创时期的战旗社没有正式社员，以当时辖区战时政治工作队（负责军队、社会团体相关的党务和宣传工作）中的文化人为基本工作人员。《战旗》出刊后，在形式、内容上不断革新，一直出到第100期。发行量也从初刊时每期付印2000份，到后来的3000余份。且公开向全省各地和长沙、汉口等地发行，其发行数量、影响范围均创造了纪录。

既以“战旗”为名，战斗的凌厉、旗帜的昂扬，成为这份刊物最鲜的明特征。从一开始，《战旗》就担负了抗战时期文化爱国的历史使命，团结绍兴等地数百万民众应对日军侵华的局面。针对浙江具体局势，《战旗》吹响“政治进攻”号角，争取江北失地同胞。与此同时，大量动员热血青年和民众，促使人们积极参加“保卫大绍兴，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自卫斗争，培养新的抗敌力量。

既为抗战而来，在刊物设置的栏目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其中有“区政要闻”“抗战建国信箱”“敌情研究”“思想指导”“各地战时通讯”“游击状况”等等，可谓全方位搜罗抗战信息，把硝烟弥漫的战场，带到了字里行间。值得一提的是，《战旗》还及时登载了《浙江省失陷地区施政纲要》《浙江省战区各县行政人员暂行办法》《人民守土伤亡抚恤实施办法》等抗战纲要，为民众提供实用信息。

《战旗》杂志的读者是最广大民众，因此内容不仅“刚正”而且可读。如专载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所写的《实行对敌的政治进攻》和《抗战现阶段的认识》，代表了政府抗战的顶层构想，行文气势磅礴。同时也登载中共党员商荫庄整理的《政治进攻下的三区政工室》，以中共党员视角，去解析“政治进攻”这个热词，体现国共合作抗日精诚团结的一面。还有杨宝如、陈乐等人合写的《第三区妇女营夜袭王店特写》、屠咸若编的《抗战儿童歌曲集》、妇女营的《克复海盐追记》、吴德贞执笔的《暴风雨中生长着的民族幼芽——绍兴少年营》、蒋予洁报告的《少年营巡礼》……读者得以看见不同群体的抗战面貌。

《战旗》中展示的漫画、照片、歌曲，也是一大亮点。比如署名刘一、墨易的作者，分别写了《抗战期内漫画家的行踪》和《抗战一年来的戏剧》。第48期登载的3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妇女营占领敌人营房——海盐天成丝厂，留影的是荷枪实弹的10名队员。另一幅是妇女营在原敌军驻地——朱家祠堂的留影，有全副武装的队员13人。绍兴巾帼英雄气概，在照片中有了全新表达方式。刊末也常常附带一些抗战新曲，如贺扬灵作词的《冲过钱塘江》，即是结合浙江抗战情况所作的应景之歌。

在出版《战旗》的同时，《战旗》社根据连载过的专题内容，汇编了不少抗战小册子，如《答救亡青年》《抗战新歌曲》《初级士兵读本》《抗战漫画论》《军事常识读本》《钱江血潮》等，这些册子，在鼓动抗战士气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革新

党领导下的呐喊与升华

如果说诞生伊始的《战旗》，让人们听见抗日之声的律动。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旗》，又令其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升华。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之际，中共宁绍特委书记杨思一从嵊县中学调张璞君来绍兴主编《战旗》，张璞君又按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的意见，邀请在嵊县清波中学工作的陈午韵做助手，同来绍兴编辑《战旗》。经此，《战旗》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在党的领导下，《战旗》将第81期定为“革新号”。但“革新”来得并不容易，初编这一期时遇上日军流窜绍兴，《战旗》不得不撤到嵊县编排。1940年3月下旬，张璞君奉命去新四军工作，《战旗》交由陈午韵主编。

《战旗》革新后，木刻的封面无不透露着刚毅果敢的气质，格外引人注目。《战旗》还开辟了一些新的栏目，充实了抗日的内容。如《袭击》《汪逆精卫的卖国口号》《反攻之前》等作品，短平快的消息内容表达到位，且耐人寻味。又如新增的“大众讲座”“文化广播”“抗战论文”“专讨论”“无线电台”等栏目，利用了多维度的视角报道抗战，让这份刊物有战斗的本色之外，又兼具了可读性和知识性。

推陈出新的《战旗》能牢牢吸引读者，也有赖于广泛的稿件来源。这张约稿征稿的“网”，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人士。

《战旗》重点向中共党员约稿。时任《战旗》主编的张璞君在《战旗》上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等4篇文章；时任中共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以笔名重行、史易等，给《战旗》撰写了《展开反投降斗争运动》《“胜利年”开始的捷音》等12篇文章；时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的邵荃麟，还为《战旗》整理了《求知之道》。

当时，读者还能在《战旗》上看到名人名家的文章，这有赖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直属金华分社的供稿。我们能看到郭沫若写的《抗战一年来日寇的消耗》，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于敌人所抱的战略，是持久战、消耗战，所要消耗的，就是敌人的三个M，人力、火力、财力，抗战快要满一周年了，我们的消耗战的成绩怎么样呢？明显地是收到了预期以上的成功……”《战旗》上还有沈钧儒、邹韬奋两人合写的《我们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的意见》，胡愈之所作的《论进步与倒退》，等等。

这一方面为《战旗》增色，名家的思想、视野，往往具有普通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另一方面，稿件多出自民主党派人士之手，宣传各党派的认识和要求，反映了他们热切希望民众团结抗日，迫切希望各党派联合抗战的要求，从实践上为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作出了努力，也为《战旗》向全国发行扩大了影响。

烙印

光辉永留在民众心间

《战旗》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战旗》还经历过多次变革，刊物呈现形式，从创刊时五日刊四开版，到后来的十六开版周刊。第81期“革新号”起又改为旬刊，定于每月5日、15日、25日出版，并委托绍兴下大路来王殿运成印刷所承印，全省各大书局经售。

即便如此，《战旗》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杨源时、陈山、李名卿、顾春林、邵咁等十几位《战旗》的忠实读者，他们偶尔会在《战旗》上发表作品。谈起这份刊物在抗战时期的影响，他们激情满怀。

杨源时曾回忆，《战旗》是份“青年人的刊物”，对青年的学习尤其重视。《战旗》几乎每期都编有指导青年学习的文章，设有“大众讲座”“知识讲座”等栏目，是热血青年喜爱的学习园地。同时引导当时的绍兴青年“在抗日民族战争，这一伟大的革命时代中，要把获得的知识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武器。”如今，这些围绕在《战旗》周围的热血青年，均已故去，但留下的回忆化作文字，后来人读之难免心潮澎湃。

《战旗》第100期终刊，还专门出了《青年问题特辑》，内有顾春林的《青年与学习》、庄禹梅的《青年的思想与信仰》等10篇文章探讨相关问题，从各方面论证了青年学习的必要性。杨源时曾回忆，当时《青年问题特辑》出版时，就被青年们前去抢购一空。

陈午韵曾协助张璞君一起主编《战旗》，上世纪末，陈午韵居住在杭州之时，曾回忆其主编《战旗》时期的一些往事，让人得以了解这份刊物的另一番面貌。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夏，绍兴发生饥荒，绍兴县全县120余万人有7成挣扎在饥饿线上。

为此，《战旗》大声疾呼，先后刊登了陈午韵写的《赶快起来救济绍兴荒》、杜伟《关于绍兴食粮恐慌和今后补救的办法》、生财调查的《我们的米到哪里去了》、陈革采访的《山乡的饥饿》等文章，如实反映绍兴饥荒的严重情况，强烈呼吁政府普遍设立施粥厂，严办“囤积居奇”的地主奸商，以救饥民，等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战旗》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他们认为：“《战旗》有赤色问题。”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形势急转直下，《战旗》也随之停刊。

可以说，《战旗》这面战斗旗帜，烙印在热血青年的心间，筑起了抗战精神堡垒。

延伸阅读：

抗战中的绍兴书店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绍兴城区及上虞、嵊县、新昌等地，相继开办战旗书店、禹风书店、启明书店、韬奋书店分店、群众书店、新新书店等，销售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书籍。

为了满足读者阅读抗战读物的迫切需要，1938年4月28日，绍兴战旗书店正式营业，地址位于绍兴城中心的府横街口，经营人员都是绍兴地区政工队员。书店主要销售和订购《战旗》《越王魂》《钱江血潮》等本地抗战刊物，还有剧本、小说、歌曲集、散文集等。成立不到1年，书店为扩大业务，在嵊县设立了分店。不过，1940年5月初，战旗书店因领导机构变动等原因停业。

位于绍兴轩亭口附近的禹风书店，于1940年5月12日正式营业。它在绍兴地区政工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每个政工队员入股集资筹办，由原战旗书店工作人员帮助管理。书店除办理《禹风》《战旗》《越王魂》等刊物的订购和邮寄发行外，大部分销售的书籍来自桂林文化出版社。发行量最大的要算哲学家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典之作。胡绳、胡愈之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进步书籍，巴金、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文艺作品也都风行一时。

此外，书店还经销《战地通讯》，实时跟踪战况，同时秘密发行毛泽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随着领导机构变动，禹风书店营业仅半年戛然而止，但它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