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筑“新华”

战时的中国，烽烟四起，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成为了支援抗战重要的一部分。有一位绍兴人，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赴华北战场，创立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为彼时的抗战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何云，绍兴上虞人。

巍巍太行山上

《新华日报》华北版诞生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打响。1938年7月，武汉会战沿长江南北两岸打响。时驻武汉的《新华日报》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全社向重庆转移。同时，报社拟派得力干将到西安筹办《新华日报》西北版，主要筹办人正是何云。

缘何选择何云？何云早前在南京《金陵日报》工作期间，文章便不断出现在报纸上，业务能力突出。在武汉《新华日报》工作期间，何云除了担任国际版编辑，还担任报社党支部委员。在同事眼里，何云工作认真负责，待人诚恳和气。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提高情绪”，凡是抽一支烟，讲一句笑话，他都归之于“提高情绪”。

1938年8月，何云一行赴西安筹备《新华日报》西北版创刊，但这个计划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被迫搁浅。当时，恰好朱德总司令路过西安，得知此事，就对何云说：“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

1938年10月，为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来到了巍巍太行山，在这里，随时都能听到隆隆的枪炮声。他率领原晋冀豫党委所办的《中国人报》报馆部分人员，以及他刚从西安带来的几位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来到了山西沁县南部的后沟村，着手《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刊工作。当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2015年，绍兴日报记者曾赴山西沁县寻访，《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旧址大院至今还保留着。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从1938年12月31日夜里到次年元旦凌晨，何云通宵守在印刷房中，当看到第一张《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出来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背起报馆打游击”

创造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

朱德总司令曾说：“《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从中不难看出，《新华日报》在战时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创刊之初，何云一行所面临的条件十分艰苦，不仅骨干人员稀少，设备也仅有一架破烂的铅印机和一副老五号的铅字。此外，印刷工具、材料、纸张严重缺乏，收发报机和收音机以至办报经费，样样短缺。面对困难，何云发动干部、职工献计献策，何云就地招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展业务培训，为报社工作的展开，及时补充了人手。

朱德总司令获悉《新华日报》华北版连克难关，非常高兴，传令嘉奖，派人送来100块银元。他写信鼓励：“继续提高创造热忱，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在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行！”

由于敌人的进攻，太行山以北、以南以及白晋线以西的太岳区，当时还未建立报纸发行网。何云就派报馆工作人员，在当地党委的支持下，出版了东、西、南、北四线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油印和石印报，扩大了报纸在人民中的影响，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和决心。《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办第二年，发行量就突破了3万份。

1940年3月，八路军在华北2500公里长的交通线上，打响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何云亲率一批记者随军采访，每天写报道，还编写传单式的捷报，使得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广大军民中，并通过新华社传到大后方和全世界。

在激烈的反扫荡烽火中，为方便转移，何云带领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把笨重的机器改装成小型轻便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情况紧急时，“报社”驮在牲口背上就转移了。“背起报馆打游击”是世界新闻史上的创举。

“华北抗战的向导”

办报精神励后人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一份应抗战而生的报纸，被誉为华北敌后战旗。刘伯承长期参阅这份报纸，赞其是“华北抗战的向导”。

作为报社的主要负责人，何云倾尽全力。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行期间，何云每天都要仔细地审阅2万多字的样稿，还要兼写社论、社评，处理文件，收听新华社新闻。

《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43年10月1日改为太行版，从而结束使命，前后历经四年零九个月，共出版896期。《新华日报》华北版不仅筹办前期万分困难，办报过程中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太行，何云等人在敌人搜山之际，突围到辽县（今左权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被敌人的子弹打中牺牲，年仅37岁。此次扫荡中，牺牲、被俘、失踪共计47人，其中牺牲烈士最小的年仅13岁，书写了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何云的牺牲，让人痛惋。刘伯承将军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何云从今上虞区永和镇朱巷村启航，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转战南北，马革裹尸。他一生短暂而绚烂，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14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全国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何云名列其中。

“孤岛”吹来《世纪风》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留在上海的绝大部分作家，旗帜鲜明地以文学作为武器，为抗战服务。其中柯灵进入《文汇报》，主编副刊《世纪风》，带领作家们以新的姿态拉开了“孤岛”文化抗战的序幕，成为了“上海抗战文化堡垒”的守卫者。

以笔为矛

《世纪风》以文艺副刊直面斗争

上海的“孤岛”抗战，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拉开帷幕。《文汇报》就崛起于“孤岛”，这是一张在租界内挂英商招牌的华文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持鲜明的抗日立场。

同年2月10日，柯灵进入《文汇报》，就在这天，敌人向该报发行部投掷手榴弹，造成一死（发行科陈桐轩）两伤惨剧。柯灵接手《文汇报》副刊《世纪风》，首期便以战斗面貌示人，刊登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中国红军行进》（梅益翻译）以及梅益的书评《关于中国红军行进》，这是对于正在抗战的中共军队最有力的支持。

柯灵在杂文《暴力的背后》中写道：“炸弹可以使奴才屈膝，但不能使真理低头。”刊登在《世纪风》上的《哭陈桐轩先生》亦有这样的宣示：“我们决意继承你的精神，踏着你的血迹，努力向前迈进。”报纸文艺副刊直面斗争，这在新闻史上罕见，柯灵自此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柯灵以《世纪风》为阵地，聚集、组织了“孤岛”上的作家队伍，其中以浙江籍作家居多。在柯灵列出的一份《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中，有王统照、郑振铎、李健吾、王任叔、阿英、风子、梅益、陈望道、傅东华等数百位作家和撰稿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作家黄秋华在《风雨年华》中写到，他在抗战最困难的环境中，正是由于在《世纪风》发表了一篇文章，坚定了他走上革命之路的决心。可惜的是，《文汇报》创刊一年多，于1939年5月19日，在汪伪政权的干涉下被迫停刊。

坚守“孤岛”

精神家园盛开“故园春”

柯灵是今越城区斗门人，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他20多岁便告别斗门，到上海滩讨生活。他在散文《乡土情结》开篇中写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他的文章深情款款，读之动容。在抗战岁月中，坚守“孤岛”的他，撰写的杂文，如投枪匕首，狠扎敌人心脏。

近日，记者从83岁的柯灵研究者吕金水手里接过柯灵的杂文集《市楼独唱》，他告诉记者，往昔的刀光剑影，都在这本书里。薄薄的一本书，发黄的纸张，竖排本。当年正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让日本侵略者颤抖，让日伪政府害怕。

柯灵在《市楼独唱》前记中写道：“我们寄生在这样的地方，名曰‘孤岛’，其实不过是‘失地’的别称，糜烂而恐怖，所过的已经是半奴隶式的生活了。然后耻于低首，不甘噤默，有些愤懑和感触，禁不住要呐喊几声，表示抗议。”

1938年12月，在《申报》副刊，他漫卷诗书喜欲狂，激动地写下杂文《“自由”谈》。“《申报》复刊，曾经窒息在各种各式的围攻与高压之下的《自由谈》，也得到了新生的机会，正是令人如闻足音，色然以喜……”然面对局势，他愤怒难平：“漫言自由，这真叫做谈何容易。何况时当今日，地处‘孤岛’，跑路必须纳税，过桥就要鞠躬，倘不照办，连性命都会一起送掉。”身陷困顿，他奋力呐喊：“然而真正的斗士，虽有热烈的追求光明的心，眼睛却总是正视着黑暗。唯其黑暗，乃需战斗。”

柯灵创作有大量与家乡有关的散文，如《巷》《越王台畔》《故园春》《野渡》等。柯灵与很多家乡人都有过交往，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仍保存着柯灵给他写的15封信和3张贺年片。1996年，绍兴以柯灵之名，新建了一所柯灵小学，柯灵应邀回乡参加落成典礼。

2000年，世纪之交，柯灵因病去世，享年91岁。今年6月19日是柯灵逝世20周年纪念日，人们奔赴上海，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时空交错，他和他的作品，留给人们太多念想，隽永流芳。

延伸阅读：

绍兴人的抗战新闻宣传

在绍兴，曾诞生了一批知名的新闻人士，他们为抗战新闻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邵力子（1882-1967），初名景奎，笔名力子，会稽陶堰（今越城区陶堰街道）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曾主持上海《民国日报》，主编《觉悟》副刊。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人，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抗战期间，绍兴也诞生了诸多报刊杂志，这些刊物，点燃了绍兴的抗日烽火。绍兴曾创办《新越日报》。诸暨出刊《抗战知识》，后改为《抗战十日》。在上虞，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办《战鼓》周刊等，此外，进步青年陈树谷等人组织成立上虞各界青年抗日救亡协会，创办《涛声》会刊；陆志范、袁啸吟等发起成立钟声社，出版《钟声》半月刊。新昌有以各抗日团体名义出版的多种抗战报刊，如《新新》《新生》《妇女阵地》《民众》《战区图解》等。在嵊县（今嵊州市），抗日后援会创办《抗敌》周刊，1938年2月改名为《抗日自卫》。所有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战旗》杂志，它是绍兴抗日宣传的喉舌，享誉浙江，影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