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疾作为一种群体性多发传染疾病，古已有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当时已把疾病分类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如“雨疾”表示大量传播，“降疾”则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应该说古时的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条件等远不及现代，但古人对疫情防控的重视及采取的一系列防疫对策，不仅一次次战胜了疫情，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时至今日，依然可学也应学应知。

洁的必需。清代医家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提出：“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中医世家王士雄（孟英）《霍乱论》告诫人们：“平时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意指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疏通河道、常扫除、清除垃圾，保持整洁干净的环境卫生，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说白了就是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讲卫生等。

隔的必要。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里写道：“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提示人们在疫情传播阶段，面对可能存在的传染源、传播源时，时间不能呆长，距离宜远，不可近对。同时，特别强调医生也不宜“与病者正对”，要避免近距离接触，做好隔离工作。当下，疫情防控仍不能放松警惕，依法科学有序防控依然至关重要，外出或处于人多场所时，尚须按要求做好隔离工作。

知的必备。即广而告知，学而知之，对防疫和治疗常识要有起码的认知及应对措施。自唐宋时期起，我国医学就得到大发展，常施方散药来渡过疫情难关。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百一集验方》，以便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宋代专设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济局，编篆《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方集，指导老百姓用中医药治疗和预防疫病。这些预防的常识对今人来说仍具借鉴指导作用，提示我们要多学习掌握一些医学知识，有日常防范和应对疫疾的能力，更要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使用科学，学会用科学方法理性应对传染病侵袭。

治的必然。面对疫情，为防止扩散和把伤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从严防控和管制必不可少，包括从法制层面、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传染病，王充《论衡·言毒》记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秦朝就颁布了关于防治它的立法，要求人们主动断绝与其接触，不一起饮食或不用同一器皿等，据说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对疫疾的救助，西汉时把空闲的邸第作为病院，东汉时设立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北宋年间，杭州知府苏东坡创办“安乐坊”，专为穷苦人治病，等等这些举措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也有效提升了传染病防范、防治的效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次抗疫斗争让我们的优势和长处更加凸显，也使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更加清晰。疫情警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法制意识，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破除沉疴积弊，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反思，是面对灾难的应有态度；理性，是跨越险阻的智慧应对；改变，是面对问题的最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