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真正考验了各地的基层治理水平。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及时启动一级响应，要求党员干部提前返岗，协助社区、村居做好排查工作；在返工潮到来之前，又推广健康码，并合理设置村社卡口，及时跟进测温验码排查，切实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充分体现了我市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当然，在社区卡口执勤中，也要看到社区治理离共治、智治、善治的目标尚有差距，有待通过适当的“加减乘除”，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一是社区工作人员要增加。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大支点和主要发力点，决定各级党委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能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是直接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基层组织，关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事情繁多且琐碎，面对群众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要求，处理起来纷繁复杂，这就需要社区有统筹管理、组织协调、服务联络等多方面的工作人员。而目前的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偏少，一般是7~10人，服务的居民少则3000~5000户，多则1万多户，导致社区工作人员平时忙于应付、疲于奔命，“被动式”应付、“应激式”突击成为常态，而直接服务居民的工作反而无法保证。这种状况不符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按照社区居民的多少，适度增加社区工作人员，特别是要吸引更多精力充沛的、知识结构与时代需求密切结合的、有志于社区工作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当然，要引得来、留得住优秀人才，需要适当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也要关心关爱他们的成长成才。

二是社区负担要减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反映了基层治理任务繁多、人力有限、责任刚性的现实。在居民需求多样、问题交织的现实境况中，基层干部群体尤其是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成为群体性负担最重、压强最大、痛感最强的突出群体。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自身特色活动、上级调研陪同、迎接督查检查等任务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留痕管理”被广泛应用，凡事留痕、处处留痕，成为社区工作人员难以承受之重。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应该是让社区工作人员从繁重的被动式事务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动去了解研究居民的需求，去统筹协调、沟通服务社区治理上面。正是鉴于此，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切实减轻基层治理负担重、压力大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整合构建精干高效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和权责对等的权力运行体系，从而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尚需积极探索。

三是要发挥社会公众的乘数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形成政府、社区、公众、社会组织等互动共舞的格局，成为提升治理能力、提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新动向。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将“政府独唱”转为“群众合唱”、“单边行动”变为“多边互动”，尚缺少有效的路径，在长效机制的构建方面，也尚需探索。一方面，可搭建“社区共治”的平台。如建立社区联席会、社区理事会、楼组议事会等平台，围绕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垃圾处理等社区治理瓶颈问题，共同参与制定公约。也可建立志愿者服务组织，倡导社区公益人士发挥各自专长，在纠纷调解、法制宣传、学生帮扶、独居老人照顾等方面发挥作用，和睦邻里关系，增进社区和谐。另一方面，可借力市场机制对接居民需求。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社会治理许多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如在心理咨询、老年康复、法律援助、房屋评估检测等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第三方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使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也更加契合居民的多层次需求。

四是在激励机制中探索除法。调动多元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已成共识，但如何构建激励机制，让参与各方积极性不熄火、创造性不打折，尚需要进一步探索。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可以考虑建立积分制。对于社会公众每次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活动，给予一定积分。具体积分多少可由社区联席会或社区理事会讨论决定。积分贡献情况，每年在社区宣传栏和微信群张榜公布，给予积极参与者精神鼓励；也可以兑换相应的物质奖励，如免除参与公益事业的意外保险费，一定时间段（一个月或数月）的卫生费、物业费等，也可以参照无偿献血者家人可享受优先输血的权益，给予积分者家人或自己享受一定时间的免费社会服务，等等。

（作者单位 诸暨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