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时节，一个对于逝者共同祭奠与怀念的日子。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散落于山野村落间的数百座烈士纪念碑，就是这样一种见证，就是这样一座座丰碑。

    数十年前，曾经有无数鲜活的生命，为了一种召唤，为了一种理想，从田间山野间奋起，甚至在彼此尚未来得及知道姓名的情况下就投入战斗，为之捐躯。

    如今，一位叫李奎懋的绍兴老人，历时数年，艰苦寻访调查革命遗址遗迹，为我们进一步揭开了长眠于斯的英烈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永远铭记这些知名与无名的真心英雄，勇于追求那一种精神高度。

    愿英灵们安息。

    永远传颂的故事

    “太公，为什么这里叫古有贤村？”

    “因为，很多年前，村里出了一位女英雄。”

    头发由黑变白，“女英雄”的故事王生海讲了半个多世纪，而今，８６岁的他觉得自己讲不动了，但他希望故事永远被传颂。在他心目中，这是纪念女英雄最好的方式。

    ３月３１日，诸暨东和乡古有贤村，王生海凝望着通往山外的唯一一条小路，思绪回到了４０多年前。尽管回忆对于年迈的他来说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但老人却很高兴，因为听故事的人多了，他心愿实现的机会就多了——没有文化的他只希望有一天故事变成文字，这样即使自己不在了，它还能流传。

    “如果不是‘姚大队长’来了，故事不会这样详细、完整。” 王生海讲得很慢，生怕漏掉了哪个细节。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来了个陌生人，四十多岁。“他好像来过我们村，一直找到周婉云家，家里没有人，他却直直地盯着那架木楼梯……”王生海说，邻居们觉得奇怪都赶拢来。当从村民口中得知四十多年前，周婉云正是在那楼梯最后的第三档，被敌人刺中胸膛时，他哭了……那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因为他的回忆变得更加真切。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国民党７５师重兵围剿会稽山区。当时，会稽地区主力部队已跳出外线活动。只留下武工队与敌人周旋。１１月２２日晚，小东区武工队十多人来到牯牛堰村宿营，分别住在三户人家。“当时，我和其余四位战士住在周大嫂家。”姚大队长说。

    “可就在第二天凌晨，敌兵突然进村搜查，毫无防备的武工队员被搜捕枪杀，只有周婉云家里两名队员脱险。”王生海说像他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这件事。让他们惊喜的是，眼前的陌生人就是脱险的其中一个，还是带领这支队伍的队长。

    姚大队长回忆，那天凌晨，他和队友们被一串零乱的脚步声惊醒，大家屏息细听楼下的动静。

    “共匪在哪儿？”一个声音恶狠狠地说。

    “我家哪有共匪，你们有事找保长去。”周婉云的话没能挡住敌兵，他们强行要上楼搜查。“不准你们上楼，这是我妇道人家的内房。”

    “当时周大嫂声音特别响，分明在暗示我们赶紧想办法脱身。情急之下，我们中的三人跳了前窗，我和另一位队员抓住屋后的柿子树枝跳后窗……”

    “待敌人走后，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到了周婉云家，目睹了那壮烈一幕：她倒在楼梯上，鲜血从胸口一直沿楼梯淌到地上，双臂张开，怒目圆睁，看得出，她曾竭力试图拦住敌人……”王生海和所有在场的人都落泪了。那年周婉云２６岁，儿子才十个月。

    “要不是这一挡，也许……”这些年，姚大队长始终放不下这桩心事，冥冥中，总觉得应该来看看这位救命恩人。

    “我们村原先叫牯牛堰，送走姚大队长后，村民们提议，改成古有贤，与原先的村名音相近，也为纪念舍身救子弟兵的周婉云。”和许多村民一样，王生海引以为豪。

    “在绍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们就像散落于民间的珍珠，散发出夺目的光芒。然而，正如王生海担心的那样，它们很少被记录成文字，随着一批知情人的先后离去，这些‘珍珠’也许就会被逐渐淡忘。”李奎懋正是被故事所感动来到古有贤村探访的一个有心人。

    ２００５年，这位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肩负了一项特殊使命：调查绍兴所有革命遗址遗迹现状，并以照片的形式真实记录。三年的走访，他对此深有感触：“也许我们的身边并不缺乏新鲜与刺激，然而，精神的滋养与支撑永远不能缺少这样的故事。”在寻访中，他做的另一件事是把这些故事一一记录下来。

    “绍兴目前拥有大大小小烈士纪念碑数百座，它们大都分布于各个村落间。碑上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凝结着光荣的历史，蕴涵着民族的精神，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认为，如何让“财富”代代相传，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就是一根传承的红线，发掘与整理它们刻不容缓。

    ２７名烈士的“集结号”

    “从小就知道，哥哥在绍兴打日本鬼子牺牲了，只有２４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哥哥的墓地一直没有下落。”每个清明节，家住上虞的杜泰生只能在心里默默给大哥祭扫。又一个清明节快到了，杜泰生的心里越发堵得慌，８７岁的他担心这辈子都找不到哥哥了。

    ３月２７日，对于杜泰生来说，是一个圆梦的日子。市新四军研究会托人告诉他，他哥哥杜泰永的墓地找到了，而且，还竖起了英雄纪念碑。

    这是一曲包括杜泰永在内的２７位英难的“集结号”！吹“号”者正是绍兴市新四军研究会的一帮热心人。

    “寻访革命遗址遗迹的原始资料来自绍兴党史，但时过境迁，有些已无从找寻。找寻２７名烈士遗骨的埋葬地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李奎懋介绍说。

    绍兴党史记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９日，浙东游击大队和皋北抗日自卫队与日伪军在绍兴县孙端镇皇甫庄包公殿激战，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终因子弹打光，被迫撤出战场，２７名指战员英勇献身。战斗结束后，烈士们的遗体由当地群众埋葬在包公殿对面的天花寺内。

    ２００５年，一个炎热的下午，李奎懋来到包公殿，眼前的一切让他忧喜交加。喜的是，他在包公殿前，看到了一块村民们自发竖起的宣传牌，记录了这２７位烈士英勇战斗的事迹。忧的是，天花寺解放前就已成为一片废墟，向村民打听烈士墓地，只听说早迁掉了，并不清楚迁到何处。不管迁到哪里，总该有墓地，有烈士纪念碑，可是李奎懋仔细转了几圈，找不到一点遗迹。

    “是疏忽？是遗忘？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理由。”李奎懋急了，“遗址、遗迹是凝固的历史，正是这些历史遗址见证了我们的先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如何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保存它们正是为了保留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李奎懋决定一定要找到他们，他的想法得到了市新四军研究会的支持。

    “这些遗骨究竟在哪里，当时我想，烈士们的亲人也许会知道。”但当他查阅党史时，发现２７名烈士仅有三人留下了姓名，其余２４名都是无名烈士。

    “当时抗日形势十分紧张，许多年轻人都是自发参加，往往一支部队成立时间还很短时，有些甚至只有几天，战士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就一起投入战斗了。”市党史办有关同志的解释让李奎懋更加坐不住了：多么可爱的人啊，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怎么可以遗忘他们， 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杜泰生的哥哥杜泰永就是有名字记载的其中一个。当李奎懋找到杜泰生老人，询问起杜泰永时，他不禁老泪纵横。“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桩事一直搁在心里。父母临终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找到哥哥。可虽然上虞与绍兴相隔不远，但却始终没有他的下落。”

    告别杜泰生时，杜泰生紧紧握着老李的手，希望找到后一定告诉他。

    亲人的线索相继断掉后，李奎懋再次折回皇甫庄。这一次让他有了意外的收获。一名在路上偶遇的老太太告诉他，大跃进的时候，农田开展“平坟头，造水田”，烈士遗骨被挑到了贺家池。自己曾经所在的生产队就是负责挑遗骨的。她年纪大了，已经记不得安葬的具体地点，但年轻些的队员也许会有印象。老人随后领他来到这些人的家里。

    “这些村民听说我是来寻找烈士遗骨的，非常热心，放下手中的活，带我去贺家池边寻找。”经几个村民的共同核实后，最后确定遗骨的埋葬处为贺家池原池岸边。

    找到烈士遗骨的消息很快得到了绍兴市、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７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在前小库原浙江游击队驻地关帝庙的广场上建造纪念碑。

    “纪念碑高７米，宽１．５米，四面分别刻有‘抗日英雄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碑后边还建有一座纪念室，陈列抗日烈士遗物和材料。”３月２７日，李奎懋和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几位老同志特地去瞻仰了落成不久的纪念碑。他相信，这个清明节，这里将成为皇甫庄最壮丽的地方。

    遗骨找到了，可是那些无名烈士的姓名呢？在此后的一些日子里，李奎懋马不停蹄，先后找到了几位战斗中的幸存者，但正如党史办同志所言，那时，这两支抗日游击队成立时间非常短，激烈的战斗让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相互认识。“这也许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烈士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理想的象征，更是一种崇高信仰的楷模，记住烈士就是记住这个时代，记住烈士为之献身的理想。而正如刚刚出版的《绍兴革命史迹》后记中所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绍兴革命斗争史上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事件遗址、遗迹，由于多种原因已经荡然无存。如何将现存的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好，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值得各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白衣姑娘”的凄美传说

    “今年不知道‘白衣姑娘’会不会来？”

    ３月２６日，嵊州金庭镇济渡村烈士陵园，王相荣小心擦拭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上的名字，轻声念叨。

    每年清明节前夕，王相荣总会和金庭镇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一起为陵园打扫卫生。“白衣姑娘”是他们共同的牵挂。“她情深义重，济渡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她。”

    这是一个感动了济渡人近半个世纪，并且还将继续感动他们的故事。

    故事起缘于炉峰乡这场残酷的平匪激战。

    据碑记，辽西平津攻克，淮海长江战捷，我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全国大陆。当时仅一撮草寇匿迹山隅，危害嵊新、奉、鄞地区，匪首竺洪挺率千余残匪盘踞炉峰乡一带，勒索残害人民顽抗到底。1949年夏，我驻新嵊大军配合民兵进山荡平匪患，在此战役中，梁宗泰等四十六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1953年12月，济渡村的山坡上建起了烈士墓，１９６４年重新修建为陵园。正是从那时起，“白衣姑娘”走进济渡人的视线。

    “大约陵园造好后的第二年清明节，一个身穿白衣白裙的姑娘来墓地祭奠，摆了水果糕点，一会儿唱歌，一会儿痛哭流涕……以后每年都来，每次都是这样哭祭一番。时间久了，村里人都熟悉她了，她还把祭品分给大家，话语也多起来了。”

    “村民慢慢知道，她来自天台，墓中有个年轻人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好朋友，一解放，他就参军了，还是姑娘给他戴上了大红花，不料，这一去竟然再没有回来。他牺牲在了这场战斗中……”

    “后来，姑娘渐渐老了，但是，她依然来，一个人来。村民听说她始终没有结婚。直到最近三五年，就再也没有看到她来了，也许是老了，也许是病了……”济渡人依然牵挂她。

    “这些烈士的籍贯除了嵊州，还有新昌、天台的，牺牲时很多都只有二十出头，没有成家，更没有后代。”王相荣和老同志们曾试图打听姑娘的这位牺牲的同学。但是，这一打听，让他们非常难过。“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过世，不要说姑娘的同学，就是寻找嵊州、新昌本地烈士的亲人，也如大海捞针。”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李奎懋在嵊州寻访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时获悉了此事，为之深深感动，他拍下碑上所记的所有烈士的名字。“当时，我就特别想见见这位姑娘，听听她那位朋友和战友们的故事。”

    在查看烈士姓名时，李奎懋发现４６名烈士中，只有一位天台籍。想到姑娘说自己是天台人，他立即通过市新四军研究会，联系上天台民政局。天台方面非常重视，不但调阅了烈士的档案，还去了烈士的家乡调查。只是这位烈士是１９４４年入伍的老战士，当时在新昌县大队已任班长，而且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档案表明，他１９１８年出生。据推算，１９４９年牺牲时，已是３１岁。“显然，他与‘白衣姑娘’不可能是同学，他不可能是‘白衣姑娘’如此刻骨铭心的那个人……”

    “既然不是天台人，那就是嵊州人或者新昌人，我后来也想通过媒体来寻找……”但是，李奎懋最终没有这样做。“我突然想到，当年姑娘没有向济渡人说明她的详细情况，也不说明她祭的年轻人究竟是谁，也许她有她的想法，我实在没有勇气查个水落石出，因为这要再次揭开她的无尽伤痛。”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也许你能查得出她，但又有多少像她这样一辈子思念着‘春闺梦里人’的姑娘……这也正是人民痛恶战争，向往和平的真谛啊。”李奎懋动情地说，也许生活在和平幸福年代的我们，更应该对战争多一些反思，对世界和平多一份珍惜，让烈士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