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绍兴处于日寇随时可能会来占领的状态，杭州、萧山都早被日军占领。钱塘江上，敌艇游弋。绍兴城内，汉奸特务随时准备迎接敌人。可是，老百姓还是要生活，学生还是要上学，只不过提心吊胆过日子。警报一响就奔到田野避轰炸，谣言传说日军将到，就背上背包逃难到乡下，谣言过去，又背着行李回城里。

我那时候是稽山中学学生，当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学校留商科、初中在城里，高中在离城二十余华里的显圣寺开课。

1941年4月16日，破天荒第一次，学校通知我们高中部学生去城里布业会馆觉民舞台看话剧《雷雨》。我们有108人于16日下午步行上城，当晚在觉民舞台看“八六剧团”的演出。不到终场，台上放出一块牌，上写“因故停演”四个大字。大家莫明其妙，交头接耳说些猜测之词往外走散了。我没回家去，因为明天要集体回显寺，所以就到学校城里本部，准备与读初中的弟弟一起过夜。

回到稽中后，人心惶惶，围着校长邵鸿书问这问那，为了弄清情况，邵校长给国民党绍兴保安司令部打电话。回答说：“所传日军到了三江是谣言。”于是大家去睡觉。睡到凌晨三点半的样子，听到有枪声。大家惊起后又聚在电话机前，听校长打电话，回答是：“枪声是自己军队误会开的枪。出城回显圣寺不好，容易中流弹。”大家聚集在大门内，议论纷纷。枪声越来越近，打枪的地点像是在五云门、东郭门方向。

情况不明加上出去有危险，大家如热锅上的蚂蚁，十分着急，而枪声却越来越紧。

天有点白茫茫时，飞机声由远而近。这一来，我们习惯于躲轰炸的人，就不管如何，先突出校门到外面避轰炸。大门开了，大家一哄而出，往金刚庙方向跑去。与弟弟跑了一段路，我当机立断对弟弟说：“你跑回家去，我回显圣寺。”弟弟点点头就往北方向跑去，这时我还意识不到这一别，竟要到抗战胜利后再见面。

我跑到距东郭门200米的土地庙时，邵校长和许多同学也在，我们有几个人管不得头上呼呼飞着的子弹往城外冲 ，但由于子弹飞的高度接近头部、耳边，有的缓一点，声音沉浊；有的急促一点，像要刺到耳朵里那么尖叫。我匐伏着听了一阵，似乎无法站直，只好匐伏着借麦苗的掩护往回走。走到土地庙，对呆立在那里的校长说：“不行，子弹压得伸不直腰，冲出去有危险！”经过仓促合议，大家认为只能往南走，那里就是现在塔山渔场新建有“浙涤桥”那个位置，可以渡江出稽山门。几百人聚集到河边一尼姑庵，城河很宽，无法过渡。正急时，来了一条空船，一个老人摇船，船里只一个人。我们恳求他摆渡到对岸。此时的我，手里还提着同班一女同学的提袋，沿着城墙南沿最贴近水面行走，这样可以避开东郭门方向飞来的子弹。

在走出稽山门时，我看到地上有几枚手榴弹，大概是国民党的军人丢弃的。

出了稽山门，走上两边是河的纤道，自然地形成长长的队伍。这时，头顶飞来敌机，向我们扫射，我们无处可躲只好大步走着。

纤路上，有人从后面赶上，见人说：“我看到某某、某某被打死了。”不久，我同班的女同学返回往城里去，因为有人告知她，她的未婚夫被打死 了 。我只好把她的袋子带回显圣寺 。后来得知这女同学又被敌伪军抓走了。这真是一个民族悲剧与个人悲剧的交织。

我们突围出去的同学回到显圣寺 ，没有上城的同学刚在吃早餐，我们以为可以休息一下。突然，军训教官进山门高喊：“敌人来了，王化集合！”要我们在几分种内整好行装，挑起担子，走山间小道到上灶，爬日铸岭去王化集合。

到王化，聚集在茶厂，大家坐在地上，听各方面“汇报”。要算我们班死的人最多，董友绥、陈维寅、陈增寿、李明介四同学证实确已中弹身亡。

在全校师生一片悲愤声中，邵校长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学习，要坚持抗战。而我们的粮食还在显圣寺的仓库里，现在征集几个同学，要勇敢，不怕牺牲，带300个农民去把谷子运出来。”

我和吴泽坚两人站起来报了名。第二天，学校雇农民300人，由体育教师傅雪岩带队，走小路到达显圣寺，在外面敌人游动侦察的情况下，我们两人以手作工具，将几万斤谷子扒进麻袋，由农民挑回王化。事后，邵校长在大会上宣布我们两人记大功一次。说实在的，我们那时丝毫不为奖励，只觉得我们为了抗日，为了我们民族独立和自由，是应当奋勇前进的。

稽山中学在王化开课了。

“四一七”突围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颠沛生活的结束，而是我们烽火青春的序曲。不久，敌人向山区扫荡，我们又踏上了向抗战大后方撤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