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即将过去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40年来，绍兴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绘就了气势恢宏的绍兴画卷，贡献了精彩纷呈的绍兴素材。新的一年，我们又将踏上新时代的奋斗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刊发的《越王勾践改革论》，作者以改革为切入点，对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改革图强的复国历史，对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的胆剑精神，作了深入的梳理和系统的论述，以期与大家知古鉴今，照亮前行之路。  

冯建荣/文

东周春秋时期，列国纷争。“战争的结果，先后出现楚、齐、秦、晋、吴、越六个大国”1。越国国王勾践，励精图治，改革图强，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承前启后，成就霸业，造就了越国开国以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成为了越国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为后人所浓缩而成的卧薪尝胆的精神，更是影响、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司马迁的《史记》，设有三十《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便是其中之一，里面详细记述了勾践的家世与功业。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卷末的“太史公曰”中，将他与大禹并列来加以点评，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谓不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2。

越王勾践堪与禹比的丰功伟绩，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及由此而致的强国大业上。

（飞翼楼，袁云/摄）

（一）

励志。

首先，是反思自责，总结教训。在经历了“会稽之耻”后，勾践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责。勾践自己承认，“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3 。“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勾践演绎出了千古传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人贵有自知之明。识人难，识己更难。自知自识，方能自省自责；自省自责，方能自觉自励。这正是勾践留给后人的深刻启迪。

其次，是节衣缩食，寝不安席。勾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5。伍子胥曾从四个方面给吴王夫差讲述勾践“此人不死”会给吴国带来祸害：“宫有五灶，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别所爱。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适饥不费”；“食不杀而餍,衣服纯素,不袀不玄,带剑以布”；“寝不安席,食不求饱,而善贵有道”；“衣敝而不衣新,行庆赏,不行戮”6。“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7。勾践自己也对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矣。焦唇干嗌,苦心劳力” 8。勾践告诉后人的，正是成俭败奢的道理。

第三，是仰胆尝胆，枕戈卧薪。“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通“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9。“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10。唐宋时，出现了勾践“枕戈尝胆”之说。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枕戈忆勾践” 11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也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 12，“勾践枕戈尝胆，率以报吴” 13。“卧薪尝胆”作为一个成语，最早出现于北宋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到了清代，这一由勾践而来的成语已大量使用。“勾践反（通“返”）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14。蒲松龄在他的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中，同样表现出了对勾践、项羽这些英雄们的感怀——“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天下大势相同的情况下，越王勾践这种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的可贵精神，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崇高品格，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凌云壮志，顺时应势、继往开来的非凡胆魄，既是他本人起死为生、成就伟业的根本原因，也是越国反败为胜、逐鹿中原的根本原因，还是让后人津津乐道、奉若神明的根本原因。勾践是一面“人镜”，让人明得失；也是一面“史镜”，让人知兴替。由他而来的卧薪尝胆这个充满褒奖、渴望成功的中华成语，正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力图振兴的内在动力与文化基因。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二）

重才。

首先，是态度诚恳。为了成就志向，勾践“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15。“躬身节俭，下士求贤”16。“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17。“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载饭与羮以游国中”18。这种礼贤下士的谦躬姿态，吸引了四方之士的趋之若鹜。

其次，是爱护有加。勾践对于人力的关心爱护，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19。“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20。勾践的这种真情，换来的是他们的真心。

第三，是不拘一格。文种曾是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令。范蠡是楚国三户（今河南淅川西南）的“狂士”。计倪是晋国亡公子。然而，他们都成了勾践最重要的谋臣。这种海纳百川的用人胸怀，终使越国在人才问题上出现了百川归海般的喜人景象。

（勾践、文种、范蠡）

第四，是人尽其才。勾践用人如器，量才录用，精准使用，使各种人才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舞台，展示了毫不保留的才能。“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21。“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同“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22。于是，勾践让范蠡陪他去吴，由文种守国理政。勾践重才最根本的一条，是尽其才。由此而来的，正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重才，是勾践成就霸业的关键原因。“吴亡而越兴，在天与? 在人乎? 皆人也”。“夫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终能以霸”23。“昔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倪……修之十年，国富，厚贿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4。“是时勾践失众，栖于会稽之山，更用种、蠡之策，得以存”25。《国语·吴语》中的最后一段话，说得更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越灭吴，上征（北征）上国（中原诸侯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礼贤下士，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终成大业。这正是勾践对后人的启迪。其实，重才，又何尝不是一个党派团体、一个社会组织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呢？！

（三）

亲民。

首先，是亲附百姓。勾践自己说，“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越国之中，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使贫富皆利之”26。勾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勾践后来的成功，实际上是百姓对他的回报。

其次，是轻徭薄税。勾践“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 “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27。这种“放水养鱼”的政策，在政治上使勾践获得了民心，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是缓刑薄罚。“越国之中,吾宽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宽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称其善,掩其恶”28。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缓和了社会矛盾，化解了消极因素。

第四，是优扶兵士。勾践自称，“吾爱士也,虽吾子不能过也”29。出师伐吴前，勾践宣布五种人可以留下不去：“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 筋力不足以胜甲兵者”、“ 志行不足以听命者”、“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有眩瞀之疾者” 30。对于士卒及亲属的病、亡，他宣布：“子在军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视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殡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糜粥,与其同食”31。勾践这种爱兵如子、爱民若父母的亲民政策，极大地解除了兵士的后顾之忧，调动了百姓参战的积极性，他们“不呼自来,皆欲伐吴”32。“孰是君也，而无可死乎”33？这是何等的群情激奋、壮怀激烈！

第五，是富民殷众。勾践君臣懂得，在富国同时，应重视殷民。范蠡在回答勾践关于如何“节事”的提问时提出， “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34。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越国“多贮谷，富百姓” 35。甚至连作为敌国谋臣的伍子胥也承认，“今越王勾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36。勾践采取的这些“内实存库，垦其田畴”、“缓刑薄罚，省其赋敛”的“爱民”政策，终于换得了“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37的大好局面。勾践因顺应民心而争得了民心，民心因归顺而成就了勾践的伟业。

（四）

筑城。

首先，是筑勾践小城。公元前490年，勾践从吴国返回后，即着手考虑“定国立城”的问题。范蠡向勾践建议，“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38？勾践畅怀纳谏，决定将首都从平阳39“徙治山北”，“筑城立郭，分设里闾”，并将此事“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百二十步，一圆三方”40。“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41。小城的位置，在今绍兴市越城区府山的东南麓。

其次，是筑山阴大城。勾践小城是越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山阴大城则是小城的城廓，是越国的经济中心和居民区。“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 42。“外廓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43。在都城内外，还建有越王宫台、飞翼楼、美人宫等众多宫殿、台榭、楼阁、亭苑。

（越王台）

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是以会稽山北麓冲击平原上的九座孤丘（今只存有府山、塔山、蕺山）为地理座标建立起来的。它作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对凝聚人心、成就霸业，起到了奠基石、根据地的作用，标志着越国的复兴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而今，这座饱经2500年风雨的古城，是国务院于1982年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自从春秋于越以来，一直在原址上屹立不动。因此，它的历史悠久，实为其他古城所无法比拟”。“一座城市，在原来的地理位置和基础上持续存在达到如此长久的，不仅在江南绝无他例,从全国来说亦属罕见。”44

勾践筑城的实践告诉我们，城市自古以来对一国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民生，产生着重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现实的，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是历史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这种影响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城市选址在尊重自然基础上的利用自然。对此，我曾在《让事业更成气候》这篇拙文中，作过专门的论述。

（五）

富国。

首先，是发展粮食。“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故谓人身”。“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彊（通“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45。“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兹”46。根据范蠡的这一建议，勾践将粮食产生作为恢复农业、发展经济、备战兴国的首要大事。“大夫种为越王垦草创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功” 47。越国因此而出现了“荒无遗土，百姓亲附”48，“民俱有三年之食”49的喜人局面。

其次，是发展渔牧。在都城东南，建池养鱼，“三年致鱼三万”50。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处的犬山（今称吼山，在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吼山村），建设专门的养狗基地。在都城东五十里处的鸡山（在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之塘头桥村与外湾村），建设专门的养鸡基地。在都城东六十三里处的冢山（今称猪山，系一孤丘，在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建设专门的养猪基地。这些地方生产的渔牧产品，既是民用食品，又是战略物资，收到了改善民生、备战备荒的好效果。

第三，是发展冶铸。越国拥有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冶铁技术，“不仅可能是我国最早冶铸青铜剑的地区，也可能是我国冶铁业的发源地”。至春秋晚期，越国不仅完全掌握了冶铁技术，而且率先完成了从铸铁到炼铁渗碳成钢的技术飞跃51。其中的欧冶子与干将这两位冶铸大家，实在是功不可没，他们堪称冶金业的祖师爷。这些冶金技术上的巨大成就，对此后我国冶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多的遗址证明了当年越国冶铸业的兴旺红火。在离都城二十五里的姑中山（铜姑渎）、三十五里的六牛、五十里的炼塘，冶炼铜铁；在上灶、下灶（均在今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铸造铜剑；在西施山一带（在今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迪荡新城），冶铸铜铁生产工具和兵器。其中的越剑，名闻天下。越国冶铸业的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又是军事战争的需要；既因由此而致的生产工具的改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生产，又因武器装备的改良，促进了军事战斗力的提高与增强。

（越国戈币）

第四，是发展纺织。越国的纺织业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品类丰富。大的可分为葛麻纺织与丝织两大类。具体有縠、絺、绤、布、罗、帛、缟、缯等。其中的縠、絺，还带有越国原产、首创的性质。“縠始见于《吴越春秋》”52，“于越生葛絺”53。

特点之二，是织艺高超。勾践“使女工织细布”、“作黄丝之布”献吴王54；“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弱于罗兮轻霏霏，号絺素兮将献之”55。得到这些细软、轻柔的织品后，“吴王欢兮飞尺出”，“乃复增越之封”56。以织品而获国土之增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越国纺织品在当时的列国中是叹为观止、无与伦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诸多越王剑上，所有丝线细而平滑，可想这是由极为纤细的蚕丝制成的；织品的编织为平纹，按纺织品考古中的命名法可称之为绢。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越国蚕桑丝织品的生产技术，是何等的高超。

特点之三，是产量可观。勾践“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57，看来是动用了全部的民力,在采集葛这种织品原料。“使大夫种素葛布十万”58献于吴王，吴王“赐太嚭杂缯四十匹”59。一次献“十万匹”，可见当时的生产规模是何等庞大，而一次赐“四十匹”的背后，更是说明了献赠数量的庞大。越国的纺织业，不仅在当时对强国裕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更是为后来纺织业成为越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起到了源头作用，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五，是发展制陶。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青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而越地则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正是在越人创制的几何印纹陶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原始青瓷，使东汉时期的会稽，成为了成熟青瓷的诞生地。越人创制的陶器，今日可知的最早时间，大约在距今9000——11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一点，可以从“上山文化”60与“小黄山遗址”61中得到证实。从绍兴马鞍仙人山遗址中出土的印有条纹、方格纹、云雷纹等纹饰的陶器告诉我们，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越地几何印纹陶就已初露端倪，勃然兴起62。已知出土最早的越地原始瓷，是浙江湖州南山原始瓷窑址发现的商代早期原始瓷豆残片63。

（越窑青瓷兵马俑）

越国的制陶业，特点有三：特点之一，是窑址众多。在会稽山北、西、东各地，均有集中分布。代表性的有，今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东堡印纹陶遗址，今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万户印纹陶遗址、富盛镇倪家溇原始青瓷和印纹陶遗址、皋埠镇吼山原始青瓷遗址，诸暨市阮市镇柁山坞印纹陶遗址与下檀印纹陶遗址等。特别是于2007年10月至次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德清县博物馆发掘的德清亭子桥遗址，发现了七处窑炉遗址，出土了大量堪称原始青瓷中精品的仿青铜器形的礼器、乐器，被认为是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造烧高档生活与丧葬用瓷的“官窑”遗址64。

特点之二，是陶瓷合烧。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同窑合烧，且原始瓷占比不断扩大，专烧几何印纹陶的数量明显减少。

特点之三，是技艺高超。制技上，成型采用泥盘加轮修的方法，施釉采用浸釉法，发泡变形少，器形趋规整，胎壁厚薄均匀。纹样上，更为丰富，出现了绮丽多姿的模仿自然界及动物形象的图案，常用刻划、拍印及堆贴等方法，新出现大量的S纹、堆贴纹以及蟠虺纹、锥刻小C纹等纹样。器型上，有大形体、无圜底的印纹坛、罐等贮盛器及碗、盘、盅等原始青瓷饮食器皿。越国在陶瓷业上的这种开创性贡献，两千多年后的人类仍在享受。

第六，是发展造船。越地造船业，有四个明显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发挥传统优势。早在8000年前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和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于越先民就已经制造、使用迄今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和船桨65。越国的造船业，显然是在这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特点之二，是发挥自然优势。越地多水，在长期的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习水便舟的特长。“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66。“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67。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68。这种神奇的驾舟技巧，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浮于江湖”69。把舟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正是越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选择。

特点之三，是适应现实需要。除了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外，在那个多争战的年代，越国因地制宜，扬己所长，多选择舟战，这就直接促进了造船业的迅速发展。

特点之四，是量大质优用广。主要的船类有戈船、楼船、大船、方舟、舲——轻巧灵便的小船、乘舟等。为了管理生产，保质保量，越国设立了 “舟室”、“ 船宫”、“石塘”等专管官署与造船中心70。这些舟船，除了满足舟战和民用外，还用来作为礼物。“周成王时，于越献舟” 71。“越公子仓归（通“馈”）（楚）王乘舟” 72。将舟船作为国礼相赠，足见越国造船业的发达。

（越国战船模型）

第七，是发展酿酒。越国的酿酒业，特点有三：特点之一，是历史活动悠远。越人的酿酒活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特点之二，是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宫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勾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畅饮”73。有记载勾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74；“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75。还有记载勾践以酒奖励生育的情况。

特点之三，是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既反映了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又反映了越国发达的制陶手工业。

第八，是发展制盐。越国充分利用地处海滨盐业资源丰富的优势，设置专门的管理盐务的官衙，大力发展制盐业。“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76。朱余在今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的朱储村，在此设置专门的盐官，想必当年这里是越国的制盐中心。从“越人谓盐曰‘余’”的情况看，杭州湾北岸的余杭、南岸的余姚，在越国时期也很有可能是重要的制盐基地。因为这种历史基础与自然优势，此后越地一直是重要的产盐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盐铁官，会稽为其中28个县之一。唐代，越州设兰亭盐官。宋代，有三江（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钱清（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等盐场。1951年，还设立了绍兴县盐特区，统辖4个盐乡。

第九，是发展髹漆。越人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在世界上最早使用了漆这种天然涂料。越国时期，髹漆工艺更为娴熟，并被广泛应用。从出土情况看，漆兵器方面，有剑鞘、柲等组合构件。生活用品的方面，有漆豆、漆盒、漆盘、漆奁、漆枕、漆篦等77。乐器方面，主要有经过油漆的鼓、琴和瑟78。甚至连墓室建筑与葬具，也运用了髹漆工艺，其中勾践父亲允常的印山大墓中的枋木及独木棺棺身和棺盖，均髹黑漆，表面油漆保存极好，刚出土时，光亮如新似镜，其油漆面积之大、工艺之精，实为世所罕见79。

第十，是发展商贸流通。勾践曾经为小国寡民发愁，“吾欲富邦疆（通“强”）兵，地狭民少，奈何为之”80？计倪于是向勾践建议，在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同时，发展商贸流通。“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这里，计倪不但指出了交易的好处，将其上升到了关系邦之贫富、兵之强弱的高度，更是指明了这么重要的事，必须让贤者、能者去干。不仅如此，计倪还将之推及到了家庭，“父母利其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反之，“虽欲富也，必贫而日衰”81。在勾践君臣的倡导下，越国的商贸流通出现了活跃的景象。

勾践这些富邦举措的实施，取得了“三年五倍，越国炽富” 82、“修之十年，国富”83的可喜收获，为争霸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六）

治水。

首先，是重视城市防洪。山阴大城的东、西两侧城墙，皆利用天然河道依江而筑，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会稽山北麓洪水对都城的正面冲击；同时又引河水入城，解决了城市的饮用水问题。

其次，是兴修平原水利。代表性的水利工程，有富中大塘与练塘。“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即公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84。这条山阴大城以东约20公里长的堤塘，使约51平方公里的区域受益，其中近乎旱涝保收的耕地约6万亩85，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了越国至关重要的粮食基地。“练塘者，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86。练塘也是一处挡潮拒咸、蓄淡灌溉的堤塘，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尚有练塘村，即系当年练塘的一部分。

第三，是开凿人工运河。“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87。山阴古故陆道、山阴故水道与富中大塘，采用了中间的挖河土方用于南北两侧筑路、筑塘的方法，大体上呈现由北而南的东西走向，极大地方便了首都同东部平原地区的联系与战略物资的运输。其中的古故陆道，奠定了东汉时鉴湖之堤的基础；故水道的位置，大体与今中国大运河之浙东运河中的该段相同，堪称我国历史上兴建年代最早、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人工运河之一。

第四，是建设山区水利。代表性的有吴塘、苦竹塘、坡塘、南池等。这些人工湖泊、池塘、水库的建成，标志着越人的水利工程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也标志着越人对山麓冲积扇的开发利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勾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罪首、罪人）。后因以为名曰塘”88。这是文献记载的越地最早的人工湖泊，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苦竹城者，勾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其僻居，经六十步。因为民治田，塘长千五百三十三步”89。苦竹城与苦竹塘，“在山阴县之西南二十九里” 90，可能就是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的古筑村。以范蠡的劳苦功高，其子得封而居僻，其地治田而塘长，正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勾践君臣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南池在县东二十六里会稽山。池有上下两所。《旧经》云：范蠡养鱼于此”91。据考证，坡塘（上池）、南池（下池），分别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的盛塘村与秦望村92。正是在这里，范蠡开创了我国挖塘养鱼的先河，其《养鱼经》一书虽已亡佚，但主要内容仍被辑存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六当中。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沔水》中，也专门写到了后人“依范蠡《养鱼法》”养鱼的情形。

第五，是修建海塘。石塘、防坞与杭（通“航”）坞（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西南之航坞山一带）、固陵（一称西陵，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兴镇）等，都是越国的造船基地与水军驻地93。这些沿海军事设施及前面写到的“朱余”等生产设施的布局与建设，想必是以相应的海塘建筑为前提的。

第六，是改造河渎。《越绝书·记地传》中，还有大量诸如“炭渎”、“官渎”、“直渎”、“铜姑渎”等的记载。这就表明，越人在北筑海塘、南挖库塘、中修水道的同时，还对所处沼泽平原的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利用与改造，从而证明了越人治水是全方位的。正是这种利用与改造，使越地改变了“水浊重而洎”、“民愚疾而垢”94的荒蛮落后局面，为后来的山会平原成为鱼米之乡，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从大禹到勾践，越地通过治水，治出了一个地平天成的崭新世界。治水，这是越中先人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七）

生聚。

这里的生聚，指的是人口的生育与集聚。生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家庭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息、民族存亡、国家国计的民生问题。越国本来就是小国寡民，加上多年争战，伤亡很大，导致了兵源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了增强战斗力，发展生产力，备战备荒争霸，勾践实行了“帅（通“率”）二三子夫妇以藩”95这一奖励生育的政策。

首先，是规定婚姻年龄。“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96。这种提早婚龄的规定，直接而有力地促进了人口的增殖。

其次，是禁止婚配对象。“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97。规定青年男子不能娶老妇为妻，老年男子也不得娶年轻妇女为妻。这一禁令，极大地提高了育龄妇女的孕育机会。

第三，是保护妇女婴儿。“将免（通“娩”）者以告，公令守之”98。规定妇女临产时要报告官府，官府接报后派医生守护孕妇，负责接生，以保母子平安。这一以社会化服务为特色的优生政策，既体现了对妇婴的关爱，更提高了妇婴的安全性，减少了妇婴的死亡率。

第四，是进行物质奖励。“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99。规定生下男孩，官府奖励二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孩，官府奖励二壶酒，一头猪。生下三个孩子的，国家供给乳母；生下两个孩子的，官府供给食物。在生活和医疗条件很差的春秋时期，勾践实行了这样的激励生育的政策，用心良苦，难能可贵，使越国人口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迅速增长，从而为发展经济、灭吴争霸提供了有力的劳动力与兵力保障。

在鼓舞生育以增加人口的同时，勾践还十分重视对现有人口的保护和招徕。一方面“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100，将孤儿、寡妇、疾病以及贫病者子女，收由政府教养。另一方面，“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101，“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102。于是，“四方之民，归之若流水”103。

从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勾践率五千残兵，“栖于会稽”104，到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开始伐吴，越国的战斗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越国，“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 105。四万九千人的部队集中出动，大有给敌方以摧枯拉朽之势。按照《周礼》关于当时一户一兵、每户平均六人的记载，这时的越国至少已经有了三十万的人口。而待到公元前473年（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越灭吴，尽有吴越之地后，越国则更是成了拥有“百万”106人口的大国。

（八）

教训。

首先，是激发爱国热情。通过宣传吴国“残伐吾邦，杀败吾民，屠吾百姓，夷吾宗庙”107，来激发国人对吴国的仇恨，增强国人对灭吴的决心和自觉性，教育国人不忘会稽之耻，调动国人灭吴雪耻的积极性。通过这种全民国防教育和战争动员，出现了越王“发令告民”，民则“归如父母”，“士民一心，不谋同辞，不呼自来，皆欲伐吴”108，“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109，“人有致死之心”110，“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111的壮烈场面。

其次，是实行“兵农合一”。东周时“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112。“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113。这里，作为村社居民组织的比、闾、族、党、州、乡是与伍、两、卒、旅、师、军相对应的。勾践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平时分散于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时兵器国家统一保管、集时发放武器用于作战的“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制度。周时，“王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14。在这样一种兵役制度下，勾践还实行了左、中、右“三军”的规制。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勾践曾与楚国来使申包胥谈到，“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115。公元前478年笠泽（今吴淞江）之战时，“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率君子六千人为中军”116。“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117。

第三，是强化作战训练。根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记载，范蠡曾向勾践推荐武艺高强、剑术高明的民女越女，在军中教习剑戟之术；还推荐擅长射术的楚人陈音教习弓箭射击，仅三个月时间，“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118。勾践伐吴时，动用的兵力中，有“教士四万”119。这些“教士”，就是经过长期训练的兵士。用“兵农合一”的形式把战斗力与生产力组织起来，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极大地促进了越国的生产，壮大了越国的军力。

（九）

外交。

春秋时期，是外交活动的黄金时期。越王勾践在革新内政的同时，把外交作为他成就霸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与战术手段。在勾践看来，当时的几个大国中，吴国是死敌，但尚敌不过也；秦国远在西北，不碍事；楚国一直较为友好，还给他派来了文种、范蠡等优秀人才帮助灭吴120；齐、晋是吴国争霸中原的首要目标，对自己也构不成威胁。基于对这种诸侯国际关系的分析判断，勾践采纳了大夫逢同（《越绝书》作冯同，《吴越春秋》作扶同）的建议。“‘为越，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121。勾践针对越弱于吴，“吴王兵强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现实形势，采取了“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122的外交策略。

首先，是厚吴国，使其自腐。勾践曾问计于大夫文种伐吴之事，文种提出了“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槁（通“稿”），以空其邦；四曰遗之美好，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彊（通“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123。这“九术”中，除了三术治内外，有六术是谋吴的，其核心思想，是腐蚀吴国君臣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的关系，消耗吴国上下的国力。吴王夫差的愚昧昏庸、骄奢淫逸，使得勾践的谋吴之术获得了成功。由此可见，为政者保持清醒、行政为民，是何等的重要！

其次，是亲强国，等待时机。越国在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灵活、务实、高效的态度。勾践前，越与楚联盟，但实际上是楚的附庸。文献上多有越献楚“乘舟”、越随楚征战等记载。越人庄舄还“仕楚，执珪”124；史书上还有楚国昭王死，大夫谋臣“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楚）惠王”125的记载，说明两国间还有联姻关系。甚至在越灭吴后，勾践还是对楚采取羁縻政策，“以淮上地与楚”126，以缓和楚、越矛盾。

（吴越争霸）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出兵伐齐前，看到勾践“苦身劳力，以夜接日，内饰其政，外事诸侯，必将有报我之心”127，想先解除这一后顾之忧。正当越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发生了鲁国之君派孔子的弟子端木子贡出使吴、越，游说吴王“救鲁而伐齐、晋”，游说越王助吴伐齐、晋的历史事件128。不少古代文献也对此作了专门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29。“子贡一使，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130。勾践听信了子贡的游说，认为这是借刀杀人的好时机，决定立即派文种出使吴国，一方面表示对吴王的存越之恩“死且不忘”131；另一方面，表示对吴王伐齐的全力支持，“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领、屈庐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若将遂大义，弊邑虽小，请悉四方之内士率三千人以从，下吏请躬被坚执锐，以前受矣石，臣君死无所恨矣”132。夫差于是“受币，许其师，辞其君”133。

子贡折冲樽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仅以吹灰之力，就调动了千万军马，真不愧为孔子的得意弟子，胆识俱备的杰出外交家。这次外交活动的结果，是吴齐相争，两败俱伤，吴国“精兵丧失于齐国，重甲围困于晋国”134。“鹬蚌相争，渔翁得利”135，吴越两国的战略态势因此而发生了戏剧性、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的因素，这种因素往往会对历史产生转折性的影响。勾践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因素，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战机，发动了灭吴的战略进攻。

第三，是联周边，壮大力量。一方面，是与陆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进行物质、军事等多方面的联系。

越国与远在淮水中下游地区北部偏东的徐国，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徐国在徐偃王时，“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136。公元前512年，“吴灭徐”137。证明越、徐之间关系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公元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138。“冬十日，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139。这就告诉我们，当时徐、越一起参加了楚灵王率领的伐吴八国联军。另外，《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会稽地志》，《太平寰宇记》卷九六引《辟国志》，《舆地纪胜》卷一二，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等当中，留有大量徐偃王城及其故城、宅、墓、庙、祠等遗迹的记载。证明越、徐关系的出土文物也很丰富。绍兴曾出土两件越国青铜戈，铭文记载了作戈者越王允常（得居，勾践父）称王及铸造铜戚佐徐国称王的内容140，为史籍所失载，因而弥足珍贵。另有一出土汤鼎，自铭为徐器，盖上有铭文四十四字，内容充满乡愁，“可能是徐人入越以后在越地制造”141。最初著录于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之利钟》中，有勾践灭吴庆功会上，“余（通“徐”）之客”与“诸侯”共同相贺的记载142。这就说明，吴灭徐后，徐人流寓越国，吴成为越、徐的共同敌人，在灭吴战争中，徐人也立了功劳。徐人原来因邻近中原而有较高文化成分，在流寓越国的过程中，传播了中原文化，促进了越地文明。

越与被视为中原正统的鲁国关系十分密切。有越遣使适鲁的。早在“越围吴”时，勾践就派人使鲁。公元前474年，“夏五月，越人始来”143。《左传》杜预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适鲁。”有两国相互回访的。公元前472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144。有越太子准备将女儿嫁给鲁衰公的。公元前470年，“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慎，使因大宰嚭儿女纳贿焉，乃止”145。甚至还有越帮鲁清君侧的。公元前468年，鲁衰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146。“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147。这两段记载，实际上告诉我们，勾践有过替鲁衰公铲除“三桓”之举148。同时也告诉我们，两国特别是国君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越国在当时诸国中，是很有影响力与话语权的。

（越王台 袁云/摄）

越与远隔千山万水的关中秦国也有不少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着，名薛烛。王召而问之”149。这位相剑的高手，正是秦国人150。这一方面说明了越剑在天下的良好声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越国在诸国中的巨大影响。越灭吴后的公元前472年，“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当为历共公，公元前476—前429年在位) 不如越王之命，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151。秦君不听命，勾践就派兵西征讨伐，既说明了秦君的强悍，也说明了勾践的厉害。不过在两国的交往当中，秦文化对越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勾践为他父亲筑制的印山越王陵的墓葬形制、填筑风格和设置隍壕，就是很好的证明152。

另一方面，是加强同“外越”153的联系，扩大在东南沿海乃至西南地区的影响。勾践有着特殊的东海情结。他将首都从会稽山地北迁，是为了“引属东海”154。他将首都从会稽迁到琅琊后，起观台是为了“以望东海”155。这种情结，体现的正是建国于大陆的越人对同胞血浓于水的情感。孟文镛先生认为，越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从北到南的今日本列岛、舟山群岛、琉球群岛、台湾澎湖列岛，甚至还到达了南海诸岛、菲律宾群岛乃至南洋群岛156。蒙文通先生认为，澎湖、台湾为越国统辖之地157。广东省广州南越王墓158、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出土的器物表明159，“根据羽人纹饰的比较，说明在古代的东海和南中国海存在着海上的道路。以古代越族的发源地浙江为起点，一方面出东海到达南中国海和越南，其中一部分人到两广后溯江而上，最后到达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160。越人的这种流徙，使越族成了“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161。

（十）

强军。

在那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争得生存权，赢得话语权，归根结底必经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越王勾践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与称霸准备，最后集中地落实在强军上。

首先，是建设水军。水军，亦即文献上记载的“习流”162、“舟师”163。勾践对水军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设立了专门的造船军港与训练基地，代表性的有石塘、防坞及杭坞（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西南之航坞山一带），固陵（一称西陵，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兴镇）以及高平里（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丰光村）等。

石塘，是石砌而成，防风挡潮的越国停泊军船的地方。“石塘者，越所害（通“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步。去（山阴）县四十里”164。

防坞，是越国用来遏止吴军进犯的军事设施。“防坞者，越所遏吴军也，去（山阴）县四十里”165。

杭坞，是越国军船出入的码头于航道，勾践派了一位年俸二百石的将校率七十一名水兵把坚，可以直接到杭州湾。“杭（通“航”）坞者，勾践杭也。二百石长，买率（舟率）七士（或为七十一）人。度（通“渡”）之会夷（夷，海。会夷，江海会合处，今之杭州湾）。去（山阴）县四十里”166。

钱塘江南边，路的西边，还有一座范蠡屯兵的城池，依山傍海，布防了大量的军船与士兵，因而坚固而可防守。“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通“屯”）兵地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167。“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168。“西城在萧山县西十二里，吴越武肃王以陵非吉语，改曰西兴”169。

“高平里，会稽县东十里”，“在高平畈，周六百步，越王建营处”170。

勾践在北部临海地区与东部滨水地区构筑的这些军事设施，在防范吴军攻入和最后伐吴灭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越国水军的规模，当在万人以上，拥有“戈船”、“楼船”等多种战船。“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171。八千名水兵、三百艘战船，不要说在当时，就算在今天，也是一支庞大的舰队了。“初徙琅邪，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172。“种山者，勾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率二千人，钧足（鼎足）羡（墓道），葬之三蓬下”173。这种“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174，既便于瞭望以掌握敌情，还利于居高临下攻击敌船，加上经过专门训练的“楼船卒”，当是越国水军的主力。动用二千八百名水兵，伐松柏用以造小木筏；动用二千名水兵，挖鼎足形墓道，以葬文种大夫，可见越国水军的庞大规模与平时的巨大作用。

越国水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畅行水上，“舟战于江”，作用显得尤为巨大。吴王夫差北上中原、会盟黄池时，“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淮河）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吴江）以袭吴，人其郛（外城），焚其姑苏，徙其大舟”175。溯淮绝吴路，溯江以袭吴，靠的必定是水军。 越灭吴的最后一战笠泽之战，就是通过“舟战于江”176进行的。楚越也曾进行过水战。“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与江……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进，见不利则退速”177。这里，越国水军的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因势利导、得心应手的程度。

（《投醪河》 徐连生 绘）

第二，是壮大步兵。与中原诸侯国以战车作为作战主力不同，越国从客观环境和自身优势出发，大力发展步兵，使之成为作战的主力。越国的步兵，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死士”，实际上就是敢死队。公元前496年，越军在迎战吴军的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濮院西）之战中，以弱胜强，运用的正是“死士”这一出其不意的战术。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两处十分精彩的记述。“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檇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178。“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179！《左传》对此也有生动的记载。“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180。正是这次使吴王“伤将指”、使吴军“死伤者不可称数”181的战役，使年轻的越国新王勾践锋芒初试，在国人面前树起了敢于统军、出奇制胜的形象；也正是胜利来得突然，导致了勾践的飘飘然，给后来的“会稽之耻”留下了后遗症。

第二类是“教士”，即经过长期训练的士兵。笠泽之战时，越国出动的四万九千兵力中，就有“教士四万人” 182。

第三类是“君子”，即越王勾践的禁卫军。他们由勾践可以“与之共知越国之政”的“父兄昆弟及国子姓”183中的精华组成，品行良好，武艺高张，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的主力，具有常备性质，是一支常设的部队。笠泽之战时，“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率君子六千人为中军”184。这些“私率君子”在左右军两翼的有力配合下，实行正面突破，发挥了“中军”主力的作用，使越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三，是改良兵器。越国兵器中，有铁制的兵器，如“臽铁之矛”185、“斩羽契铁斧，此至利也”186，但以青铜兵器为主，其中又以青铜剑最为著名，《庄子》、《淮南子》等众多古代文献均有记载，《越绝书》还为此另设专篇——《越绝外传记宝剑》。越国青铜剑具有铜锡合金的精当配比、复合金属的创新工艺、熔模铸法的精巧使用、磨制工艺的精密细致、防锈抗蚀的独特工艺187，达到了当时青铜剑冶铸的最高水平。

剑是一种由刺击兵器演进而来的兵器。从大量出土来看，青铜剑具有象征地位身份的特性，同时，它更具有便于实战使用的重要功能，这与勾践大力建设步兵是相协调一致的。早在上个世纪末，绍兴市越城区已出土有青铜剑30余件188，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收藏有青铜剑32件189。而在诸多出土与传世的青铜剑中，具铭越王剑的就有47件190。尤其是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1995年浙江省博物馆入藏的越王者旨於赐剑，最能代表当时的铸造水平，堪称绝伦精美、稀世珍宝，绝无仅有、举世无双。前者剑身上铸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出土时毫无锈蚀，非常锋利，二十余层纸一划而破；后者剑身上正反面分别为“戉（越）王戉（越）王”与“者旨於赐”（即勾践之子鼯与）四字双钩鸟虫书铭文，字间镶嵌有绿松石，出土时剑身完整无缺，剑色金黄光洁，剑锋犀利袭人，剑鞘油漆如新，连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

除青铜剑外，越国其他青铜兵器尚有：矢镞---是一种青铜铸造的箭头，这是青铜兵器中最早出现的形式。勾践十分重视“弓矢之威”，以致“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191。今绍兴市越城区、柯桥区多有出土。

（越王勾践剑）

戟——是一种可钩可刺的青铜兵器，为越军的主要武器之一。勾践曾向越女“问以剑戟之术”192，安徽曾出土一件具铭名越王者旨於赐的带鼻饰的多戈戟193。

矛——是一种直而尖的带柄刺杀兵器。绍兴文物部门收藏的青铜矛有20余件194。铸有铭文的越国青铜矛有：越王者旨於赐矛3件，越王者旨矛、越王大子不寿矛、越王州勾矛各1件195。

戈——是一种可钩可啄、装有长柄的兵器。檇李之战中，越将灵姑浮伤阖庐将指使用的就是戈。铸有铭文的越国青铜戈有：越王得居戈2件196，越王者旨於赐戈3件、越王戈1件、越□菫戈1件197。

钺——是一种用于杀戮的兵器。代表性的，有1976年浙江鄞县甲村郏家埭出土的一件青铜钺198，刃宽12厘米，一面为素面，一面上方饰两条相向的龙，下部饰“羽人划船”纹，生动地展示了越地的风格。

（十一）

疆域的变化。

越王勾践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其中最为突出、最具标志性的，是越国疆域的变化。

勾践父亲允常之前，越国的疆域大体上包括于越族分布的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199。允常为王时，疆域已拥有今“浙江全境，北到江苏昆山、上海嘉定一线长江以南地区，与吴接壤，西至江西余干，与楚相连”200。

公元前494年，即越王勾践三年，吴王夫差二年，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勾践兵败夫椒（今江苏省吴县），吴“有其邦，勾践服为臣”201，吴国占领了越地，勾践作为奴仆到吴宫服役。

公元前490年，勾践从吴国返回时，吴王夫差以属国名义给他封了东西百里的狭窄空间。“吴王复还封勾践于越，东西百里，北乡（通“向”）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 202。“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一带），西止宗周（今浙江省绍兴市西边古浙江的西岸），南造于山（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勾嵊山，《国语·越语上》“南至于勾无”即指此山），北薄于海（即后海，今之杭州湾）”203。照此记载，这时的疆域，大致为东至曹娥江西岸，西至钱塘江南岸，南至勾嵊山，北至杭州湾，包括今浙江省的杭州市萧山和绍兴市的诸暨、越城、柯桥、上虞的境域范围。

后来，夫差又“增之以封”，越国的疆域迅速扩大了许多。“东至于句甬（指句章，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东南；甬江，今浙江省宁波市以东舟山群岛一带），西至于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濮院西），南至于姑末（即姑蔑，今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北至于平原（今浙江省嘉兴市海盐），纵横八百余里”204。“勾践之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勾嵊山），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嘉兴市），东至于鄞（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西至于姑蔑（今浙江省衢州市龙游）”205。从《吴越春秋》与《国语》的这些记载来看，此时的越国疆域虽经增封又有扩大，从“百里”扩大到了“八百余里”，但与“千里”尚有差距。正如吴王夫差所说的那样，“夫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206，疆域还是没有恢复到允常时的面积。

勾践灭吴称霸后，越国到达了鼎盛时期。这时的疆域，北起今山东琅琊，沿海而南，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和全部苏南地区，浙江全境，安徽的南部地区，江西的东境，南入福建，并可能深入今河南、湖南之境。“东临大海，北邻齐、鲁及泗上诸小国，西与楚为邻，南连百越，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东南诸侯大国”207。如果勾践不“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208，越国的疆域当更大于此。

（十二）

结尾的话。

1.弱国之耻。

从无余的开国立业，到无壬的继往开来，从允常的称王兴霸，到勾践的成就霸业，越国终于迎来了鼎盛的辉煌，越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公元前497年，允常卒，子勾践立。次年（越王勾践元年），吴王阖庐乘越换代之际，偷袭伐越。结果，勾践运用出其不意的战术，使越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于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濮院西）大败吴军，阖庐因伤势过重在退兵途中死亡，子夫差接位。

公元前494年，勾践不顾范蠡等谋臣的劝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突袭吴国。“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今江苏省吴县）。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209。勾践被逼接受范蠡、文种的建议，与夫差订立城下之盟，请为属国，议和存越。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五年），勾践由范蠡相陪，带妻子去吴国当奴仆，“举国政属大夫种” 210。

2.强国之艰。

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七年），勾践回国后，深刻总结、吸取教训，以雪耻称霸为目标，采取了励志、重才、亲民、筑城、富国、治水、生聚、教训、外交、强军等十个方面的改革举措，为兴兵北上，称霸中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越国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周元王三年）“冬十一月丁卯（二十七日），越灭吴”211。“十一月丁卯，越败吴”212。在这十年的征战过程中，越王勾践遣使鲁、齐，西征伐秦，解决小国纷争，在此基础上，乘胜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省滕州南），“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213，“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214，“南面而霸天下” 215，并乘势将都城从会稽迁徙到了琅邪（今山东省琅琊）。周“贞定王元年癸酉（前468年），于越徙都琅邪”216。至此，越国历史发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越王勾践善于吸取教训，敢于忍辱负重，逐渐由弱变强，最后反败为胜，为越地留下了无比辉煌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启示，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他在“会稽之耻”后，一直提醒自己，警戒谨慎。直到公元前465年（越王勾践三十二年）冬，临终时，他还在告诫太子兴夷（《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鼯与”、《竹年纪书》作“鹿郢”），“吾自禹之后……从穷越之地”，到“跨江涉淮，从（通“纵”）晋、齐之地”，“自致于斯，其可不诫乎？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 217！勾践告诫太子，自己在大禹之后，从穷困的越地，跨过长江，渡过淮河，最后纵横于齐、晋大地，自从达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警诫吗？称霸者的后代，往往难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你一定要谨慎啊！勾践的这份遗嘱，正是告诉后人“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真理！

勾践卒后相当一段时间，其子孙继续居于霸主的地位。“自勾践至于亲，共历八主，皆称霸”218。“无疆以上霸，称王”219。其中势力最为强盛的，当为越王朱勾（翁）时期，从公元前448至公元前412年，在位时间长达37年。文献上对此时的越国，留下了“越，猛虎也”220的记载。

公元前412年，朱勾（翁）卒，子翳继越王位。“翳三十三（前379），迁于吴（今江苏省苏州）”221。此后，越国宫廷政变不断。“越人三弑其君” 222、“越人三世杀其君” 223。越国霸业在内耗中开始衰落。

公元前333年，越王无疆攻楚。结果，“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24。越国经过这次失败，迅速走向衰落，已经名存实亡。

越国在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至公元前333年为楚所败这一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号称天下强国，与楚、齐、晋四国“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225。越、楚、齐、晋四国君王“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226。勾践与他的争战者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后来的秦统一天下，拉开了序幕。

3.亡国之痛。

公元前222年，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227。至此，越国彻底灭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秦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中华的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实乃大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

越亡秦胜，实乃必然当中之偶然。因为，以当年越灭吴称霸后之势，如果持续努力，谨慎为之，也并非没有一统华夏的可能。不过细究起来，也是偶然中有必然，那就是越王勾践后的越国国君们，后来忘记了勾践“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的临终告诫，未能顺时应势，推进改革；未能一如既往，重用人才；未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能发展经济，爱惜民力。

秦的成功，正是在于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 2014年9月6日，星期六，完成初稿。10月3日，国庆假日，完成第二次校改。10月20日，星期一，凌晨2:38，校改定稿。）

（本文收录于冯建荣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越语》）

注释：

1 、120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册第116页、122页。

2 、5、9、15、22、104、105、119、121、126、162、171、178、182、208、209、210、214、224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4、21、34、46、49、73《国语·越语下》。

6 《越绝书·请籴内传》。

7、220 《吕氏春秋·顺民》。

8、107、130 《越绝书·陈成恒》。

10、37、38、40、43、53、54、55、56、57、58、203、204、206《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11 [唐]杜甫《壮游》。

12 [南宋]李纲《议国是》疏。

13 [南宋]李纲《论使事札子》。

14 [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

16、35、45、80 《越绝书·枕中》。

17、19、27、33、95、96、97、98、99、100、101、109、183、205《国语·越语上》。

18、20、29、31、75、102、103、111、117、122、151、217、218《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23 《越绝书·本事》。

24 、83、213  《史记·货殖列传》。

25 《越绝书·记范伯》。

26、28、30、36、110、115、116、175、176、184 《国语·吴语》。

32、108、181 《越绝书·计倪》。

39 《越绝书·记地传》。清毛奇龄《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

41、42、68、70、76、84、86、87、88、89、93、153、154、164、165、166、167、172、173、201、202、219 《越绝书·记地传》。

44 陈桥驿《论绍兴古都》，《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5页。

47 《战国策·秦策三》。

48、185《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

50、52、90、91 [南宋]嘉泰《会稽志》。

51、156、161、187、190、200、207 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468页、708页、403—409页、393页、205页、290页。

59《越绝书·记吴王占梦》。

60 蒋乐平、郑建明等《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

61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62 《中国考古学年鉴·绍兴马鞍仙人山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63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64 陈元甫、郑建明等《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越国“官窑”》，《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6日。

65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7年11月。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66、215 《淮南子·齐俗训》。

67 《越绝书·吴内传》。

69 《淮南子·主术训》。

71 《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72、163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74 《吕氏春秋·顺民》。

7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年第6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2期。

78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第4期。江西省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79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81 《越绝书·计倪内经》。

82、118、191、192《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85 陈鹏儿等《春秋绍兴水利初探》，《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

92 盛鸿郎、邱志荣《塘坡轶闻》，《中国水利报》1992年10月7日。《南池寻考——范蠡养鱼池纪略》，《中国水利报》1992年7月4日。

94 《管子·水地》。

106 《越绝书·计倪》载吴兵力为十万，《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吴兵为十三万，照此按《周礼》一户一兵、每户平均六人计，则吴国人口当为六十万至七十八万。《墨子·非攻中》载，春秋末，齐、晋、楚、越“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越灭吴后，两国人口合在一起，当有百万之众。

112 《周礼·地官·大司徒》。

113 《周礼·地官·小司徒》。

114 《周礼·夏官·司马》。

123 《越绝书·内经九术》。

124 《史记·张仪列传》

125 《史记·楚世家》

127、128、131、132、133、134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129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沐赐》。

135  《战国策·燕策二》

136 《后汉书·东夷传》。

137 《春秋》昭公三十年。

138 《春秋》昭公五年。

139 《左传》昭公五年。

140、196  曹锦炎《越王得居戈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41、142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11页、337—349页。

143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

144  《春秋》哀公二十三年。

145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146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147  《孟子·离娄下》。

148  钱穆《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华书局1895年版，第109—110页。

149  《越绝书·记宝剑》

150  《太平御览》卷八〇三。《事类赋》卷九。

15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55 《史记·秦始皇本纪》。《越绝书·记地传》。

157 《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108页。

15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59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60 毛昭晰《从羽人纹饰看羽人源流》，《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8 《水经注·渐江水》。

169  [清]宝庆《会稽续志》。

170  [清]乾隆《绍兴府志》。

174  《史记·平准书》。

177  《墨子·鲁问》。

179、212 《史记·吴太伯世家》。

180 《左传》定公十四年。

186  《说苑·杂言》。

188  高军《守望者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89  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年第1期。

193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194  方杰《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195、197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67—76页、62-108页。

198  曹锦炎《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

199  参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绝书·记地传》、《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汉书·严助传》；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211 《左传》哀公二十二年。

216  今本《竹书纪年》。《越绝书·记地传》：“允常子勾践，大霸成王，徙琅邪，都也。”《汉书·地理志》：“琅邪，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山海经·海内东经》晋郭璞注：“琅邪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水经注·淮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称霸中国，徙都琅邪。”

221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

222 《庄子·让王》。

223 《吕氏春秋·贵生》。

225 《墨子·节葬》。

226 《墨子·非攻》。

227 《史记·秦始皇嬴政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