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良在向记者讲述他的黄酒情缘。）

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记者 沈卫莉 文／摄

去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景良把父亲收藏的105张绍兴黄酒酒票集结出书《醪海遗帧——周叔弢先生藏酒票》。后又撰写回忆文章《我父亲和酒》，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凡是正式宴客，差不多都是拿绍兴酒待客，从未见过或听说过，酒席宴上有喝白酒的。文章还原了一段绍兴黄酒的历史，读来韵味深长。

日前，记者前往北京采访他。

绍兴黄酒有一位忠实的拥趸，91岁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景良。

周景良，祖籍安徽，天津长大、北京工作，这辈子没有到过绍兴，也从不嗜酒。多数时候，他的独子在晚上8点左右来看望他，斟满一小盅黄酒，父子俩在客厅，品着酒，聊聊天。

但是，这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却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去年，他把父亲收藏的105张绍兴黄酒酒票集结出书《醪海遗帧——周叔弢先生藏酒票》，认为它作为制酒史料可供有关人士参考。他又撰写文章《我父亲和酒》，回忆从小跟随父亲一起喝酒的情形，对绍兴黄酒的品质赞不绝口。

他的最大希望是：当年他在北京喝的是“京庄黄酒”，而今日黄酒中“京庄”已不存在，令人遗憾，希望黄酒的故乡绍兴能恢复“京庄黄酒”，重振昔日之辉煌。

一个阳光灿烂的深秋上午，记者来到北京拜访周景良，坐在轮椅上的周景良精神矍铄，见到我这位来自黄酒故乡的记者很是欣喜，他娓娓道来他的绍兴黄酒故事，整整2个多小时。他的夫人在旁调侃：“一讲到绍兴黄酒就兴奋，今天讲的话比平时一周讲的还要多。”

“北京以前差不多都是拿绍兴酒待客的”

大多数人只知道，周景良是位从事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的研究员，早年选派留苏，是我国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人。

熟悉他的人知道，老先生出身官宦世家，曾祖周馥是晚清的一位封疆大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父亲周叔弢，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位著名的古籍收藏大家、文物鉴赏家。

也许是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周景良也颇为好古，他对版本目录、金石书画、国粹京戏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对绍兴黄酒的雅好，缘于周景良小时候跟着父亲赴宴席时所养成的。他向记者述说当时的情景——

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北京谭家菜馆参加宴席，那是一个圆桌，我一个小孩子坐在最下位，靠近主人。最主要的客人要坐上座，面对入口但离入口最远的方位。那时候吃了些什么菜我没有印象了，但喝的是黄酒。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父亲所参加的宴席上是喝黄酒的。这好像形成一种规矩或惯例。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酒席宴上有喝白酒的。

各种酒中，父亲最喜欢的是绍兴黄酒。他认为黄酒的品格在一切酒中为最高。当我10多岁听他如此说时，也觉得就是这样。我不善于描绘，只觉得黄酒香气高雅、醇厚，自然是酒中最好的了。父亲喝黄酒多在酒席宴上，在家中很少喝。

当时京津的大饭庄只卖饭菜，不卖酒。在饭庄设宴，或是自己带了整坛酒去开坛，或是命饭庄通知酒庄送酒来。酒有好坏，以价钱区分。

那时的酒庄往往是看人行事。来人叫送酒时，酒庄往往问是谁要酒，或者，饭庄派来的人帮助某某人叫的酒。酒庄知道某某人是懂得品酒的，又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送好酒去。若是某某人虽有地位，但不懂酒，酒庄也会以次充好地送差一些的酒来蒙事。送来酒，一尝说不好，命令酒庄重新送的事也是常有的。也有喝了送来的酒就发脾气的，说酒中掺了水。这就说不清了。送酒的小伙计只好听着人家发脾气，然后再送稍好一些的酒来。

喝黄酒有专用的酒杯。喝黄酒的酒杯有一定的形制，酒杯像饭碗形状但小而稍扁，其容量为2两（16两1斤的旧制）。

（酒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风俗习惯都在改变，那种宴席上喝黄酒的风气早已消失。1977年左右，我在天津街头一个摊位上看到，有人把整套一百多件的宴席用的瓷器拆散零卖，那是邯郸烧的瓷。我在其间竟然发现了喝黄酒的杯子。如睹故人，欣喜过望，赶紧买了一些回来。

那时，周围的人已经不知道这小碗是干什么用的。回家后，取家中旧存的黄酒杯注满水，满至碗沿。然后把水倒入新买的杯中，竟然也是水齐碗沿，不多不少。

真的是，二三十年以来，风习早已改变，而仍烧制这黄酒杯，且仍然规规矩矩遵守２两的容量，可谓典型俱在了。

黄酒杯只容２两是有其原因的。黄酒最好是热了喝，若杯中酒多，未喝完时杯中酒就凉了。所以，一杯酒喝两三口就喝光。酒席上照例预备两个酒壶。因为热酒要一定时间，一壶热酒拿上席来供客人斟饮时，另一壶酒则正在热水中加热准备着，轮流交替。这样，热酒的供应就不会间断了。

那时候喝绍兴黄酒，我都不要下酒菜，这是我个人的习惯，我见我的父亲也如此。我总觉得下酒菜的味干扰了口中酒的香味，但是有人是要下酒菜的。

“‘京庄黄酒’后来不见了”

周景良并非黄酒研究者，只是爱好者。他再三对记者说，“我之所以写《我父亲和酒》的回忆文章，是因为当年喝的是‘京庄黄酒’，而今日黄酒中‘京庄’已不存在。”

于是，“黄酒是什么样香气、什么味道、什么颜色”这一问题困扰了周景良几十年。他说，他当年喝的那种黄酒，与当时绍兴本地人

喝的绍兴黄酒、当今的绍兴黄酒都不一样，姑且可以称之为“京庄黄酒”。

唐鲁孙在《中国吃》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谈酒》，文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南酒的，都是浙江绍兴府属一带出产。可是您在绍兴一带，倒不一定能喝到上好的绍兴酒，这就是所谓出处不如聚处啦。打算喝上好的绍兴酒，那要到北平或者是广州，那才能尝到香郁清醇的好酒，陶然一醉呢。”“绍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广庄。京庄销北平，广庄销广州，两处一富一贵，全是路途遥远，舟车辗转，摇来晃去的。绍酒最怕动荡，摇晃得太厉害，酒就混浊变酸。所以运往京庄、广庄的酒，都是精工特制，不容易变质的酒中极品。”

由此可见，当时京津一带确有“京庄黄酒”存在。周景良这样回忆过往——

我青少年时期，所见到的、喝到的黄酒，其颜色是浅黄色的，或者说是正黄色的液体，而不是褐色或咖啡色的。那时的黄酒是清澈的、透明度相当高的。其香味是一种清醇气味，没有丝毫糟味。味觉方面，也是非常清爽：有酒味，但没有糟味。

拿日本的清酒来对比的话，“京庄黄酒”和日本清酒有类似的地方：颜色清澈，“京庄黄酒”为浅正黄色，日本清酒的颜色则更浅；味觉醇厚，但无酒糟味；香气清雅。但是两者也有所不同。其香气不是同一类，含在口中，则感觉“京庄黄酒”是酒，日本清酒则是水的感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酒庄没有了。有了国营的制酒企业，产品标准化。于是有了加饭、善酿等标准品牌、标准质量的黄酒。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每一坛酒的色、香、味都各有不同的情况了。

这时，京津一带出现了过去从未见过、从不知道的茅台、泸州大曲、五粮液、西凤等等高度数白酒。在我眼里，这些酒也确是好酒。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改变，那种喝黄酒的宴会没有了。我父亲偶尔在家中喝些白酒，有时有人从国外带来白兰地或威士忌，也有喝加饭的时候——嫌善酿偏甜。我却常常产生疑问：为什么原来的“京庄黄酒”不见了，而流行起加饭一类的酒呢？

其实，“京庄黄酒”还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一小段时间，大约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

那时，酒是可以零打的。我记得很清楚，在食品店中零卖，茅台酒0.43元/两、泸州特曲或五粮液0.3元/两、泸州大曲0.28元/两。零打的善酿0.93元/斤、加饭0.85元/斤，在此之下，还有0.77元/两、0.55元/两等，都没有名称，这些酒似乎是等同于料酒了，但这两种酒正是我所寻找的浅黄色的“京庄黄酒”。自然，其质量不会太高。但它对于我来说，犹胜于加饭。故时时买来喝，直至买不到为止。

“京庄黄酒”现在没了，这酒若是能拿出来，我看可以在国际上打出去。若是中国真的没有这个酒了，将来就是日本的清酒称王，日本清酒没有任何酒糟味儿，“京庄黄酒”跟它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但我们比它好得多。

我满心希望黄酒的故乡绍兴去恢复它，恢复它的色、香、味，当然这非爱酒之人不可，而且还要愿意跑，去访问那些收藏有“京庄黄酒”并对它了解的人，我相信只要有心，一定可以恢复的。

“105张黄酒票记载一段制酒史”

周景良的父亲周叔弢是位政治家、实业家，在生活中颇有情趣。

在几十年间，凡在宴会上喝了黄酒，周叔弢必把酒票保存下来。有时还附上一纸，写下他的感想，如“癸酉闰五月，颂臣约饮道光戊申酒于李园。色淡如茶，味清于水。余携景良去，时年六岁。”久而久之，酒票竟积存了105张，他本人附于酒票的题字也有14张。

在周叔弢去世后，这些酒票给了七子周景良。去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把这一套酒票出版成书——《醪海遗帧——周叔弢先生藏酒票》。

那么，民国时期的黄酒酒票是怎么样的呢？

周景良回忆道——

过去装黄酒的坛子约70厘米高，上粗下细，坛口约15厘米直径。装好酒后，用泥封口。坛子侧面印有酒庄字号和印记。坛子顶部封泥名为“泥头”，泥头上也有酒庄字号，并有造酒年号。

酒票则是在纸上印有酒庄字号、地点、主人名姓、分号地点等情况，并用木戳钤印上造酒年号。封酒坛时，把酒票叠小，放置坛口处，再用泥封口。这可说是一种老式的防伪措施。

只有在开坛后才能拿到酒票，证其造酒作坊字号名称、造酒年代。“酒票”二字我是听父亲如此说，想是当时一般的叫法。在我父亲所藏酒票的册页中，一些酒票内文字中，还有“信票”“内单”“内票”等称呼。再者，在这批酒票中绝大多数都有年代的戳记。

这105张酒票应该包含了绍兴黄酒制造史方面的丰富信息。我不了解绍兴黄酒制造的历史，只是略略翻阅一下这些酒票。

首先，我略计算了一下，这105张酒票中，只有17张酒票没有提到运售到京都和闽广，其余88张都写到造酒运售京都和闽广的情况。在造好酒封坛口时就已放置写明运售京都和闽广的酒票，这正印证了唐鲁孙先生所说，绍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广庄，京庄销北平，广庄销广州。

在全部酒票中，“章东明坊”酒票占的比例在一半以上，计59张。尚有版面模糊、字迹完全不能辨认的酒票二三张，其中有的版面形态和章东明坊的酒票相似，个别字可以对上，可以认定是章东明坊的……

绍兴黄酒的生产，都是手工业作坊，家族企业。几代之后，各房子弟都用同一字号，难免产生矛盾。有的酒票上写着“奈本号各家分造者多碱砆，美璞辨别綦难。”“向来四房分造。今因子孙苗莠不齐，将此照牌租卖异姓。”这种情况，在田姓德润征记票中也有充分的反映。这些票在正文中开头都写“本号向在浙绍山阴佳制德润征（或德润号）倬云显路酒”等文字。再加上有“倬云显记”印章。看来，“德润征”“倬云显”都是他们全族共享的老字号。至于两者关系则不得而知了。

关于黄酒的名称得说几句。譬如萧源顺高记号的酒票，其中有“聘请特等技司督造善酿、花雕进京”等字。有的酒票中写明酒名为“竹叶青”。唐鲁孙在文中也列举“花雕”“太雕”“竹叶青”“女儿红”等等酒名，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了，可知京庄黄酒有时会给酒以种种名称。但是，在我印象中，当时只是某酒庄给他们自己的酒取的名称，或许按他自己定的等级，但没有各酒庄公认的定义，好像没有哪个人能够喝了一杯黄酒后，能说出这是“花雕”，还是“竹叶青”，或是“善酿”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名称并不代表某一特定类型的酒，只是如此说说而已。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黄酒统一由国营酒厂生产，有统一的标准，有统一的名称，情况就不同了……改革开放后，造酒企业多了，命名、质量，又都不统一了。现在黄酒又出现各种酒名，虽然颜色仍都是深褐色的。

总之，这105张酒票，记载了一段制酒史料，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供有关人士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