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 沈建乐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邹志方教授选注的《越人正气歌》一书，书如其名，的确是一本将灿烂的地域传统文化与跳动的时代脉搏熔于一炉的传颂正道、昂扬向上的“正气歌”。我初读全书，就感慨颇深，收获甚多，特别是书中文以载道的深刻内涵和依经傍注的准确详尽，更是让人受益匪浅。

此书选录了越地历史上先秦至近代80位诗人的160余首诗歌，有诸如谢惠连的《从军行》、陆游的《病起书怀》《示儿》、王守仁的《登泰山》、徐渭的《岳坟》、祁彪佳的《绝命辞》、葛云飞的《宝刀歌》、蔡元培的《包公赞》、秋瑾的《感愤》、鲁迅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周恩来的《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案》等耳熟能详、顾名思义的“正气歌”，而且还挖掘选录了孔稚珪的《白马篇》、朱庆馀的《行路难》、王冕的《劲草行》等同样是越人坚守正道和浩然正气的篇章。

这些诗篇，铁骨铮铮，脍炙人口，不仅在当时是时代强音、百姓心声，放在今天，亦不失其熠熠光辉，甚至更具有社会影响和时代价值，也更具扶正祛邪、激浊扬清，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特性。

毋庸置疑，在现实环境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过的一些问题，诸如：“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以及类似于“羊羔体”“哭晕体”和所谓的“国家精神”等种种不单单属于文艺的怪象，还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致使传统文化式微走穴、内核裂变，并且正严重地浸润和污染着我们的自然空间和政治生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基于这样的现实，邹志方教授即“缘事而发”，针砭时弊、瘅恶彰善，以特别的方式，系统整理并赞颂了越地先人处世的正气浩然、刚正不阿，为人的正心无邪、光明磊落，也以此印证绍兴乃“非藏垢纳污之地”；绍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正气”的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诗言志”。诗，可见人的思想感情；诗，也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当年伟人的诗篇充分肯定了绍兴为“中国名士之乡”的地位，也肯定了绍兴是诗歌大国中一块闪闪发亮的宝地！而《越人正气歌》的选注，正是作者对领袖的客观描述和高度赞赏的认真响应，也是作者对时代关注、社会关切的身体力行。

注释《越人正气歌》，面对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广，又诗人们风格各异，诗歌形式多样等实际问题，邹志方教授以其广博的学科素养，遵循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以其客观、严谨的态度，和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使然，不移花接木，不断章取义，不牵强附会；同时，在词义注释和阐发原诗句的义理中，不乏与今日的联系和对今人的感召、启迪。

例如在对清江的《精舍遇雨》和张岱的《岳王坟》的诠释中写道：“面对利欲熏心的现实社会，诗人的这种态度，消极中有积极，退却中有进取，闪耀着哲理的光芒”，“诗人将自己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与对卖国罪人的痛恨之意集中在一起表达，足见诗人的爱国深情”。

显然，这里面，多少有邹志方教授“借人之语表己之意”的倾向。其实，读过邹志方教授《越人正气歌》和他的其他如《历代名人咏绍兴》《绍兴文学史》等著作，就更易理解到他在直面人生、人性中，是把自己的热血完全熔铸在“越人的正气”中了，而看不出有半丁点儿的“消极”和“退却”，否则也就没有这样的《越人正气歌》选注本了！

注释是作者对原作品的又一次创作，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作。在注释中，邹志方教授还按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讲的做到既有固本溯源、实现真实性把握和传承的“照着讲”，又有直面时代、把经义同化到当今时代即具时代性转化的“接着讲”；坚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结合。这些合理的运用、有机的统一，注出了当今新的时代特色、新的精神风貌。又如对马一浮的《题石壁》的注释中，原作仅为16字的哲理诗，创作于1965年：“自立者强，多助者臧。依他者辱，侵人者亡。”而其中对“自立”“多助”“依他”“侵人”的注释中，都有恰到切至的丰富内涵。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越人正气歌》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选注者以赤诚之心奉献给社会的一份优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