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记者  徐霞鸿  文／摄

在我国现有城市中，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有38个，有县级及县级以上城市661个，还有县域行政中心1470个。但既是古都又是区域行政中心，既是先秦城市又是至今城址不变的城市，恐怕就屈指可数了，而绍兴就是其中之一。这在我国传统城市中是个奇迹，从城市史个案研究角度看，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

《绍兴市志》总纂、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任桂全，用了十年时间，写成了一部《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填补了绍兴在城市史学上的空白。那么，这部“大部头”究竟是如何完成的？书中又有哪些新发现？记者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访。

“写这部书，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新书我也是刚刚才拿到的。”在越城区胜利西村任桂全家的书房里，这部厚度达4厘米的《绍兴城市史》就摆在他的案头，还飘着油墨的芳香。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绍兴建城2500年（公元前490至2010年）”。

一盏橘黄色的台灯，与满屋子的书为伍，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正奋笔疾书，这是从绍兴市志办退休后任桂全的日常。为了这部书的出版，他已经耗费了10年的光阴。

“写这部书，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任桂全说，一辈子很短，也没几件事情可以做，而他只想做好两件事。一件事已经完成了，那就是修了一部《绍兴市志》。第二件事，就是写一部《绍兴城市史》。

“城市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新兴学科，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在美、英、德、法等国家发展起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起步更晚一些，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有一些有志于此的学者涉足该学科领域。”任桂全说，他写这部《绍兴城市史》的原因，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客观上的原因之一就是绍兴的确值得一写。“绍兴是很有个性的历史古城，编纂绍兴城市个体史，对于探索城市发展规律，意义不同寻常。”

同时，这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很快，每年的城市化率正以每年至少1%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为止，已经有半数多的人口居住在城里。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去好好研究7亿人住着的城市。”任桂全说，原来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农业社会，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了，历史研究也要跟上。这是时代赋予史志工作者的使命。

（任桂全阅读了大量关于城市的书籍）

因为感受到这样的使命，退休后的任桂全更忙了，他很快开始了写作《绍兴城市史》的准备工作。“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戒烟。因为我知道，写这本书至少需要十年八载，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那时，我的烟瘾还是很大的，一晚上可以抽掉半包，之前也戒过几次，都没有成功。但这一次，我真的下定决心了，连小小的烟瘾都克服不了，如何能写成《绍兴城市史》。”就这样，用了三个月时间，仅靠着自己的毅力，任桂全成功戒烟。

第二个准备工作就是读书。“我花了三年多时间来读书，做卡片。主要读三类书：史学书（我之前是搞方志学的，现在转型史学，肯定要读史学书）；城市学书（要写绍兴城市史，首先要弄清城市学需要涉及哪些方面的研究）；以及大量与绍兴城市有关的资料性书籍。”任桂全告诉记者，光是城市学的书，他至少读了10多种，比如城市建筑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概论、城市文化、城市美学等。记者随意翻开一本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写的《城市发展史》，就看到了上面密密麻麻的阅读笔记。“在阅读过程中想到的一些问题，我都会记录下来，小卡片大概有3000多张，问题也记下了四五百个。然后在写作过程中，一一融入。”

除了从书中广证博引，任桂全还常常进行实证考察。骑着一辆自行车，他几乎跑遍了绍兴城的角角落落。

60.3万字！

诸多绍兴城市“新发现”

60.3万字！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其实仅仅是《绍兴城市史》的上卷，讲述的是先秦至北宋期间的绍兴发展历史。在这一段城市史里，任桂全就已经有了诸多新发现，破解了不少绍兴城市的“未解之谜”。

新发现一：

早在战国时期，越都城的城市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规模

（记录问题的小卡片）

与其他传统城市一样，绍兴历代城市人口数少有文字记载。但任桂全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找出了一些较为可信的依据。

“比如台湾学者赵冈先生，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为测算城市人口数量，提供了很大方便。”任桂全告诉记者，他的这些数据，都是分析数据，但这些分析都有根据的。比如他推算出，早在战国时期，越都城的城市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规模。

推算过程如下：春秋末年，于越部族人口总数为30万左右，按照当时15.9%城市人口比重计算，越都城居住人口约为4.8万人。事实上，在越王勾践准备伐吴前夕，已经建立了一支包括“习流二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的军队，总数正好是4.9万。假如军队全部驻扎在城内，那么越都城城市人口势必超过5万（依据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认为，战国时期的中等城市，应该有万户左右，约5万人口）。

新发现二：

绍兴酒的酿造工艺早在汉代就已经成熟

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多认为是从宋代开始的。但任桂全在研究绍兴城市史的过程中却发现，酿酒工艺其实在汉代已经成熟。这样说来，绍兴酒的酿酒工艺成熟期，向前推进了1000年。

任桂全告诉记者，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来自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蒸谷为饭，酿饭为酒”这一句，除说明酿酒原料外，更重要的是道出了当时酿酒的主要流程。现在绍兴酒的生产工艺，特别是绍兴酒的代表性品种加饭酒，显然与“酿饭为酒”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王充对于汉代会稽地区酿酒工艺的记载并不完整，但酿酒工艺的几个主要环节已经得到了反映。如果将当代绍兴加饭酒酿造工艺与王充记载的工艺作一番比较，两者已经十分接近。可见，汉代绍兴酿酒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任桂全说。

新发现三：

绍兴水城最晚到晚唐以前已经形成，形成过程长达1000多年

一个城市，有一条或数条河流穿城而过，或擦身而过是常见现象，因为毕竟城市人口密集，水是城市的生命线，但像绍兴这样一座8.32平方公里的城市，城内33条河道纵横交错，加上护城河，河道总长60公里，河密度达7.2公里每平方公里，这在江南城市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绍兴水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个形成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大致起自范蠡建城的春秋末年，至晚唐宝历二年（826年）之前。这一点，在元稹的诗里可以找到佐证。当时，作为浙东观察使的元稹在宅前亲眼看到的是：“暮竹寒窗影，衰杨古郡濠。”可见，城西南的护城河至少这时已经存在。而西南护城河的开通，标志着绍兴城的水网已经环通。”

逢水架桥，有桥必有河。任桂全的另一种推断方式，则是从桥梁来大体推断城内河道的疏浚时期。比如横跨今都昌坊河的都亭桥，秦始皇曾经“到大越，舍都亭”之处；横跨新河的新河桥，因唐元和十年（815年）浙东观察使孟简开新河而名。这些有故事的桥，虽然到南宋嘉泰初年才被记载下来，但这些与桥相关的故事，却无一例外地发生在五代以前，时间跨度从春秋越国直至吴越国时期。正是由于这些桥的出现，通过相关地名的比照，再次证明：越州水城最迟到晚唐以前已经形成，而且形成过程长达1000多年。

新发现四：

城市绿化的做法，在范蠡建造越都城时就已经开始了

“现代城市建设中，绿化是绕不开的一块。实际上，对于城池绿化，从造园、植树到氧化以增添城池绿色，这在范蠡建造越都城时就已经开始了。”任桂全在研究中发现，在秦汉六朝时期，这种传统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这使得越州山水城市更加名副其实。

隋唐以后，从朝廷到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开始将绿化提上议事日程。到北宋时，绍兴继续保持着“树绕城”的绿色景观。“水映朱扉树绕城，午天暄煦仆姑鸟。”刘敞在《出城》诗中的描述，就说明绕城之树当在城墙外侧，护城河内侧。此外，唐宋时期越州城内植树养花的普遍在坊名、桥名中也有痕迹可循。坊名有望花坊、花市坊、蕙兰坊、杏花坊等；桥名有望花桥、蕙兰桥、莲花桥、竹园桥、香桥等。比如“望花桥”，嘉泰《会稽志》有如下记载：“在府学前，其傍地名上，原多以艺花为业，桥盖以此得名。”

记者手记

“冷板凳”上的快乐事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我在任桂全家的书桌上看到的一句名言，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和做学问的态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10年前就认识了这位专注于越文化研究的老先生。此后的这些年里，也多次采访过他，每一次采访都能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与为人的热诚。

写城市史，很难带来经济效益。仅仅凭着一种对于文史研究的兴趣，和对绍兴这座古城的热爱，任桂全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我很为他高兴，也为绍兴能有这样一位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而自豪。

（资料书）   

当然，“冷板凳”上也有快乐事。这次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老先生对我讲了这样几件快乐事。他说，第一件，就是借这个机会，他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一些书。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没机会读书，工作后又没有时间读书，现在退休后，终于有了好好读书的机会。第二件，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独孤的十年冷板凳，实际上他在写书的过程中进行着与古城的对话，从中发现古人的智慧，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快乐。第三件，就是破解了很多难题，当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时，那种快乐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此外，还有朋友间的关心，也是让他暖心的事情。许多朋友听说他要写绍兴城市史，都来鼓励他，所以这次新书出版后，他也托付我一定要表达一下对那些一直关心着他的人的感谢。

 新书的出版，并没有让任桂全手中的笔停顿多久。今年已是年逾古稀的他，希望能让《绍兴城市史》的下卷尽快完成。下卷的工作量并不比上卷轻，字数可能比上卷还要多。所以他必须要抓紧时间，争分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