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首席记者 钟宏娇 文 黄 霄 摄

七夕前夕，越城区东浦镇推出了一项浪漫的寻访行动，寻找一方为少数民族的金婚夫妻。不料，寻访中的发现令他们甚感意外。

江南小镇东浦，这处由杭州湾边的滩涂发展而来的集镇，常住人口4万余人，其中竟有少数民族33个，人口达2000余人，覆盖全国３３个民族，有彝族、壮族、布依族、仡佬族……

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因何而来？在万水千山的跋涉之后，他们找到“家”了吗？

迁徙

江南小镇织布声，引来贵州姑娘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洗脚上岸，将渴盼的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

在浙江绍兴，镇、村集体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其中尤以纺织印染业最为兴盛，小镇东浦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清末即兴起家庭丝绸手工业的东浦，此时，纺织印染业已成为支柱产业。

江南小镇的织布声，传到了全国各地，彝族姑娘刘金华就在此时来到了东浦。

那是1985年，来自贵州小山村的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来到陌生的绍兴。“堂姐1983年就嫁到绍兴了，她回去探亲的时候跟我说，绍兴这地方很好，找工作容易。”

她的第一站是东浦杨川村，当地有一家村办纺织厂。刚刚20岁的刘金华双眼皮、大眼睛、鹅蛋脸，美得像挂历上的明星，做纺织厂女工不久，媒人找上门来。

比刘金华大3岁的叶尧良此时正在外地摸螺蛳，这也是水乡东浦一门古老的行业。经叶尧良发小的妈妈牵线，两个原本命运不会有交集的人坐到了一起。从旧照片上看，当年的叶尧良也是英俊小生，一对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就“对上了眼”。但憨厚的叶尧良还不会和姑娘约会。“第一次去看电影，是大姑子约的，说她买了3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可把我们送到座位上后，大姑子就溜走了。”刘金华说，当时的东浦真洋气，在黑白电视机都稀罕的农村，竟有电影院了。

一年多后，两人结婚了。刘金华辞了纺织厂的工作，随丈夫一起外出摸螺蛳。每日辛苦的劳作，还要克服严重的水土不服——全身皮肤水肿、起泡。那是一段艰辛的时光。

儿子8岁时，恰逢乡镇企业转制，丈夫和工友一起承包了一家箱包厂。后几经辗转，夫妻俩最后又做回了老本行——开坯布加工厂。刘金华因纺织而来，最后还是吃上了纺织饭。

8月21日，东浦镇袁川村，刘金华说着地道的绍兴方言，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这是一个富足、甜蜜的五口之家。丈夫叶尧良接过镇干部递来的鲜花，郑重又深情地递给妻子。儿子在旁边打趣：“这是妈妈第一次收到鲜花。妈妈年轻时老漂亮了。”一旁的柜子上，显眼地摆放着彝族服装布娃娃，这是儿媳妇到贵州旅游时，特意给婆婆买的。

今年是夫妻俩结婚30周年，刘金华从贵州来绍兴，已经32年了。

融合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女子在绍兴结婚生子

绍兴纺织业的兴盛，催生了对纺织工人的大量需求。从1982年开始，务工人员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而来自少数民族的纺织女工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异乡，她们奋力融入着，也被开放包容的绍兴接纳着。

50岁的盘满仙老家湖南永州，瑶族人，当我们在东浦镇的一处居民楼里找到她时，她正和丈夫胡尧坤在织机前忙碌着——盘满仙在家里为一家纺织企业加工包装绳，已经30年了。

1984年，也是因为远嫁绍兴的小姐妹撺掇“绍兴厂多，可以打工”，年仅17岁的少女盘满仙心动了，在家中六姊妹里排行老五的她甚至没能从大人那里要到路费，扒火车两天一夜来到了绍兴。

在东浦，她顺利进了一家纺织厂，3年后，经人介绍嫁给了本地人胡尧坤。

盘满仙常念叨纺织厂老板的好。早在幼年时，她就被发现耳后长了一块“软骨”，但父母没有钱带她去做手术。在纺织厂打工时，因为“软骨”压迫到神经，盘满仙屡屡晕倒在织机前。这样的工人当然没人敢用，盘满仙愁坏了。后来，还是纺织厂的老板不忍心，让盘满仙在家里开手工作坊，原材料由厂里提供，盘满仙赚一点加工费。

这一做就是30年，纺织厂没倒，盘满仙也靠着这些收入，和丈夫一起养大了两个女儿。4年前，丈夫陪着妻子去做了手术，困扰盘满仙数十年的耳病终于治好了。

盘满仙已经完全融入了绍兴。刚到东浦时，不怕辣的湖南妹子每每做菜时，邻居常常被呛得眼泪鼻涕一把，但没人指责她。回湖南老家时，盘满仙会将老家的熏腊肉，千里迢迢带回来，给邻居们一家分一点。左邻右舍做了好吃的，也都会给她送上一碗。感情就在这点点滴滴的日常中一点点建立。而家乡越来越远了。

来绍兴33年，盘满仙仅回过3次娘家。3次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女儿3岁的时候，2004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下火车，转汽车，再坐摩托车，每一次风尘仆仆赶到娘家时，她都会和老娘抱着大哭一场。家里的活不敢停下，回娘家呆一周她又得走，返程时，老娘会把远嫁的女儿送完一程又一程，直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把她拦在站外。尽管依依不舍，盘满仙知道，这里终究已成故乡，她的家在绍兴。

和盘满仙一样，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女性来到东浦后，在这里结婚生子，完全融入了绍兴。而他们的下一代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和本地人无异。尉红娟的妈妈是广西壮族人，1984年来到绍兴，人生路线和盘满仙一样。现在，30岁出头的尉红娟是越城区的一名公务员，妹妹是绍兴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若不是户籍上的记录，没人知道她们是壮族人。

今年初，东浦镇成立了少数民族联谊组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在这里找到了“家”。

传承

丰富民族资源，可否成特色小镇新名片

在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姚轶蓝看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和东浦镇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东浦镇乡镇经济起步较早，再加上紧邻中国轻纺城，纺织印染业尤为发达，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据《东浦镇志》记载，至1986年时，东浦镇的工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元。东浦镇政府统计办主任刘浩奎1984年就在东浦工作，据他回忆，东浦镇的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最为迅速，外来人口也开始大量往东浦集聚，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达到高峰，“当时镇政府所在的金家村本地人口1000人，外地人就达到3000人。”

姚轶蓝认为，跨民族婚姻是各个族群成员之间的一种亲密交往形式，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的融合。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和相互联姻可以反映族群交往中一个较深层面的发展状况，它是衡量族群关系的重要指标。而族际通婚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社会开放、社会接纳和社会和谐的程度。

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罗新阳介绍，绍兴自古以来就有民族自然融合的传统，早在东晋时期，会稽地区就因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而成为北民南下的重要聚集地之一。这种历史传统也决定了绍兴具备包容开放的内在文化基因。今天东浦成为3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是对历史上民族自然融合的延续与传承。

两位专家均建议，具有如此多民族聚集地的东浦镇，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传承与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外来媳妇很多已经有了二代、三代子孙，这些后代也有责任去了解母族的文化。当地学校可将各族文化引入课堂，让这些孩子了解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经的生活和经历。政府部门亦可发挥少数民族联谊组织等的作用，引导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的工艺美术品、休闲娱乐、会展节庆是凸显其优势的主要领域，可以依托黄酒小镇的开发，融入这些多元文化的特色，将其打造成这个国家级特色小镇新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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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浦镇志》记载，东浦人口一直以汉族为主。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境内人口全部是汉族。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工作、婚配关系，始有少数民族人口来东浦定居。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境内总人口中汉族占99.67%，少数民族占0.33%。少数民族总人数125人，其中就包括藏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族、瑶族、白族、黎族、傈僳话、普西族、普米族等11个民族。

2017年的最新统计，该镇少数民族人口达2000余人，覆盖全国33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布依族，总人口1200多人。

东浦镇的这一拨拨人口迁徙大潮中，大部分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模式，极具乡土特点。许多女性以先打工，再和本地人通婚的方式在绍兴定居下来。这种现象在男性中则较为少见。如尉红娟认识的一名纳西族朋友，先后从老家带了30多人到绍兴，她们后来大都嫁给了本地人。这个过程3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如38岁的布依族女子覃寨院，2002年被小姐妹从贵州带到绍兴打工，4年后与东浦人组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