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阳明心学大会在绍兴举行。上百名中外专家学者、各界嘉宾聚到一起，围绕阳明心学展开精彩思辨。在多个侧面的观点碰撞中，我们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也更加全面深刻，从专家学者的虔诚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阳明心学穿透岁月的时代价值。对这一影响深刻的哲学思想，年轻人怎么看？本报3位00后记者分别来到3个会场，与专家面对面，以第一视角感受阳明心学在越地的回响，记录自己在倾听过程中对阳明心学产生的思想火花、感悟收获。

本报记者俞姝萱采访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桂奎。

阳明故里长大的我 重新“找到”王阳明

下午两点，阳明故里西跨院讲室的木门缓缓推开，“天泉会讲：阳明心学与明清文学”主题探讨如期开启。我揣着笔记本站在后排，原本以为会是枯燥的学术灌输，却没想到这场跨越五百年的思想碰撞，竟藏着这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干货。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桂奎的发言一上来就跳出了具体文本，从哲学与文论建构的角度解读阳明心学的价值，让我眼前一亮。李教授说，王阳明“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的理念，恰好能为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思路，比如明清小说戏曲里的“文心”，就和王阳明哲学意义上的“心”有着深层关联。他还提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能帮我们厘清“物象”与“事”的关系，甚至为明清小说“向内转”的创作倾向找到依据。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阳明心学不只是单纯的哲学思想，更是撑起传统文论体系的重要支撑。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宗美的博士生别茜则提出，心学通过“真”的理念重塑文学，哲人文学重“真诚”，文人文学重“真实”，还打破了文体和学科的界限。这个观点让我豁然开朗，阳明心学不只是哲学思想，更是渗透在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内核。

何宗美教授的另一位博士生靳超，一身利落的白色西装，开口便直指《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心学的“系统性偏见”。她说，《总目》用清代考据学的标尺去丈量明代心学，将王阳明思想强行溯源宋儒，看到一个“禅”字，便大肆批判心学流于佛禅，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思想焦虑和批判立场。

我边听边想起高中学习时，老师对阳明心学“主观唯心”的简单定性——原来历史的评判，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靳超引用何宗美教授的观点：“阳明心学对民族精神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本质的激发。”这句话瞬间击中我：在“内卷”与“躺平”争论不休的今天，这种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何尝不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

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别茜和靳超自信地阐述研究成果，我不禁佩服：年轻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深耕，正在为这些古老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场休息时，我追上四川大学李瑄教授。边逛阳明故里，边为她介绍，阳明故里下边的故居遗址，每到周末便有小朋友前来研学、体验模拟考古，不远处的徐渭艺术馆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她笑着说：“展馆设计极具美感，但若能引入一批徐渭真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他的笔墨精神，那就更完美了。”而在上半场的探讨中，李瑄教授的研究已让我印象深刻——她聚焦徐渭作为“幕客”对抗倭战争的描写，以复杂视角既记录英雄功绩，也不避讳统帅的软弱与迷信。这份研究让我明白，徐渭笔下没有非黑即白的英雄，只有活在现实泥沼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下半场的探讨同样精彩。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关于《红楼梦》与阳明心学的解读，也颠覆了我的认知。她提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仪注化文笔”，可能就是受到了被阳明心学影响的清初言理学派影响，这为解读后四十回的作者之谜提供了新视角。以前读《红楼梦》，只关注宝黛爱情和家族兴衰，从未想过背后还有这样复杂的思想脉络。朱教授还提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常被误解，其实清初学派并未完全否定心学，而是深受其影响，这让我明白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贴标签，而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传承与演变。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和文的讲题，让我这个绍兴人倍感亲切。他说，商盘编纂《越风》，就是要弥补《诗经》中越地文化缺失的遗憾，而这份编纂的精神内核，正是阳明心学强调的“不为时风众势所染”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与绍兴刚烈的文化基因相融，催生了越中文学的“奇崛”风骨。这种将哲学思想与地方文化建构结合的视角，让我意识到阳明心学对绍兴的影响有多深远，它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里。

在会场角落，有一本厚厚的讲坛论文汇编，为了更好地了解刘和文教授的论文，我特意翻到了相关篇章。论文里提到，《越风》不仅收录文人社团、宗族诗群的作品，还收录了22位越中女诗人的130篇诗作，立体呈现了越地的风雅谱系。看着这些文字，我真切感受到，绍兴的文化底气，早已深深扎根在这些典籍与思想之中。

整场会议下来，我的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脑海里的思绪也不断翻涌。作为生长在阳明故里的00后，我们从小听着王阳明、徐渭的故事长大，却很少有机会这样系统地了解他们背后的思想脉络与文化意义。这场会议让我看到，阳明心学不是故纸堆里的陈旧理论，它通过徐渭的诗文、《越风》的编纂、越地的文化建构，早已融入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沈佳采访参会企业家、中铁五局深圳公司副总经理蔡新辉。

在算法世界里 寻找内心的“定盘星”

秋日的绍兴，阳明故里圣善堂前的桂花暗香浮动。我坐在这个五百年前心学发扬光大的地方，周遭是来自全国的专业学者与企业家，目光落在“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这个议题上，一个问题悄然浮现在心头。作为00后，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太多“唯快不破”的商业神话，也目睹了无数“流量至上”的内容创作。所有人被数据裹挟着前进，算法推荐的内容越来越精准，但内心的空洞感却越来越强，群体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在这个外部世界如此嘈杂的时代，探讨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教授韩震对“心灵完整性”的论述让我看到了破局之法。他说，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在于拥有一颗完整且能主动创造意义的心灵，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超越生物学上的脆弱性，通过工具和技术改造世界，能够想象和创造不存在的事物。这令我恍然大悟，我们习惯于向外索取答案：刷短视频寻求即时刺激，看测评决定消费选择，依循社会时钟规划人生。韩震教授说，真正的远见，在于能“用心灵重新安排世界”，创造新的需求与体验。无论是做企业还是过人生，核心竞争力并非对外部模板的复制能力，而是向内探寻，聆听并信任自己那颗能做出独立价值判断的“心”。它才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原点。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林安梧将阳明心学与AI的关联，直接拉到了我这个数字原住民最关切的领域。他提出的“存有三态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和“存有的执定”，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析了AI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区别。他表示，AI再强大，也主要停留在“存有的执定”层面，进行数据化和对象化处理；而人类的“良知”，则连接着那个创造与意义的源头。

这段话，几乎解答了我职业焦虑的核心。在AI能写文案、做图甚至生成新闻稿的今天，我时常问自己：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林教授的演讲给了我答案：在于那颗能“致良知”的心。AI可以模仿风格，但它无法理解绍兴黄酒里蕴含的乡愁，无法体会一篇调查报道背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更无法进行蕴含价值判断的“知行合一”。顶级的创意，源于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与共情；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承载着思想与文化的重量。这些，都是AI在“存有的执定”层面无法触及的。作为文字工作者，不是与AI比拼速度和数量，而是更要沉下心来，锻炼自己感知“存有根源”、参与“存有开显”的能力，用人的温度和良知，去驾驭技术的强大工具。

从明代景德镇民窑“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质量自觉，到山西票号“一日惠银终身守信”的契约精神，这些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将心学精髓写入商业基因的壮举。而这份精神血脉，在今天的越城依然温热。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刚分享说，酒厂里的老师傅们会自觉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酿酒，这种对品质的坚守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里。与此同时，企业还把“高端化、年轻化”的战略目标，通过具体的工作表、月度跟踪机制落到实处，确保“知”能真正转化为“行”。这让我感到心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可学可做”的，是“知行合一”在绍兴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具象。从历史到当下，心学就这样从书斋走入作坊，从理念化为实践，在绍兴这座古城里生生不息。

论坛结束，我走出院落，心里却比来时更踏实。作为一名00后记者，我曾困惑于如何在信息纷杂中保持清醒，在流量逻辑中坚守价值。但听着这些真实的分享，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真正的“酷”，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坚守；真正的“创新”，不是盲目追逐风口，而是在守正基础上的突破。

本报记者张娜采访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辛正根。

被“误读”的通俗化理解 也是阳明心学的魅力体现

当“知行合一”的格言化为国际学者口中精细的概念辨析，当王阳明的形象从一位本土圣贤化身为影响东亚的精神符号，在2025阳明心学大会“天泉会讲”的现场，我过去对阳明心学的扁平化认知被彻底颠覆。我看到了阳明心学的学术深度，我发现阳明心学依旧在旺盛生长，并在跨文化对话中激荡出全新活力。

谈起阳明心学说，我以前总觉得很遥远，是几百年前的事。然而在阳明故里的报告厅里，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东亚学术综合研究所所长町泉寿郎的分享，却让我真切感受到阳明心学至今依然保持着蓬勃的活力。

町泉教授说，2022年，曾就读于明治时期汉学塾二松学舍的清宫宗亲后人，向二松学舍大学捐赠了其旧藏资料约150件。清宫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这批尘封的档案犹如一个刚刚打开的“时间胶囊”，为审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补充了新的资料。目前，町泉寿郎正着手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图录出版。

作为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町泉寿郎着重介绍了清宫宗亲的事迹，以及其在贵阳入手王阳明铜像的故事。清宫的老师三岛中洲为该铜像撰写了“王文成公铜像记”，清宫曾向中国的著名学者与政要们展示三岛中洲所写文字，并请他们题跋。这些题跋者基于各自立场——有的将阳明心学与明治维新绑定，有的哀叹儒学衰微——对同一文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由此我体会到，思想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文本本身，更存在于后世充满张力的诠释与对话之中。阳明心学在近代东亚的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创造性转化。这种跨民族、跨时代的对话，使阳明心学超越了单纯的哲学范畴，成为理解近代东亚历史的一把钥匙。

延边大学李红军教授的报告《接受到重构：中韩对朱子家礼学的诠释差异及学术史反思》，为我打开了未曾了解的另一扇窗。《朱子家礼》自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后，便深刻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国家建构和文化转型，但中韩两国学界侧重点各异。

李教授指出，中国学界的研究常带有宏观视角，侧重于中国礼学对朝鲜王朝的单向影响。而韩国学界则更致力于“主体性的建构”，他们通过精细的微观研究，深入剖析退溪李滉、沙溪金长生等本土礼学家的思想，意在勾勒出礼学“朝鲜化”的轨迹。

我想起大学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所学：一部经典作品的意义，是由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创造的。当中国经典传入朝鲜，朝鲜半岛基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需求，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创造性重构”使之本土化，从而产生了与中国有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文化。这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过程。

听着李教授描述未来联合整理东亚汉籍礼书，形成东亚礼学文献数据库的愿景，我不禁想象：如果真能建成这个数据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就能更轻松地触摸到东亚文明的脉搏？

韩国首尔大学丁垣在教授的报告《朱熹的“知觉”与王守仁的“良知”》，则是一场精密的哲学概念辨析。他考察了朱熹哲学对王守仁初步确立其哲学体系所产生的影响，重点厘清了朱熹“格物致知”说与王守仁早期“良知说”之间的连续性与差异性。

丁教授的报告中还提到王守仁将知觉过程中“刺激的接收”与“情感的回应”这两个层面分别界定为“知”与“行”，二者的统一即构成完整的知觉活动。知觉虽在字面上属于“知”，实则既是一种反应过程，也是一种践行活动，其本身即为“知行合一”的具象呈现。知和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我不禁想起高中班主任李伟民老师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他的座右铭“知行合一”四个大字的场景。那时，这简短的格言是我们奋发学习的精神动力。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哲学智慧。从学者的专业研究到普通人的生活指导，阳明心学在不同层面展现了其价值。这种“误读”的通俗化理解，也是阳明心学魅力的一种体现。

本次参会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阳明心学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一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资源。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辛正根在回答我关于阳明心学现代意义的提问时指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选择、判断和执行，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海南大学吴龙灿教授强调，阳明心学“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观点都印证，阳明心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智慧资源。

作为00后，我们这一代的使命不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二选一，而是既扎根传统又胸怀天下。在绍兴这座千年古城，我看见了阳明心学从故里走向世界的清晰轨迹——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未来的。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