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遇到极端问题的时候，总会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天理和良知是儒学的重要概念，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两大学派在思想上的交锋与融合，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更对后世的文化、政治乃至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月31日上午，一场以“阳明心学与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为主题的稽山论道活动，将这场跨越数百年的思想交锋搬到了现场。“我们的存在是由我们的名字来规定的，还是确实有一个本质的不变的所谓的‘本体’？那个本体，我的和你的又是否一样？”活动伊始，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作为活动主持人直奔主题，抛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呼应了朱子学与阳明心学关于“性即理”与“心即理”的根本分歧，也引发了在场嘉宾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思考。

“朱子的根本思想标志是‘性即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全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何俊认为，朱子以“格物致知”为切入点，希望通过对知识确定性的不断增加，来成就人本身自我的规定性。“朱熹的哲学里隐藏着‘活到老，学到老’，他认为通过对天下万物不断的学习和把握的过程，生命能不断展开、不断成就。”何俊说。

那么，“性即理”和“心即理”有何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志强认为，从一般的哲学形态来讲，朱子是横向平铺的方式，阳明是逆觉体证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代人所创立的哲学思想体系，都建立在解决自身问题以及当时所处时代问题的基础之上，应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来理解。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张学智的认同。他认为，王阳明并非不重视知识，而是将“知”从“知识”转向“良知”，将朱子的“格物致知”倒转为“致知格物”。“在王阳明这里，心意知物、格物诚正是一回事，知识一定要有德性的统领。”

两派之争从哲学义理一直延伸至经典诠释。《大学》中的“在亲民”一句，朱熹改为“在新民”，而王阳明则坚决反对，视其为“篡乱圣经”。何俊认为朱子的“新民”之说，寄托了他对民众通过自觉与自新实现真正认知觉醒的深切期待。张学智则力主阳明“亲民”之说，朱熹以学者立场侧重“教化”之义，而教化仅为“亲民”中的一个方面，而非其全部内涵。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特聘讲习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前任主席黄勇的观点较为折中，他指出，从文本上看，王阳明和朱子各有根据，但从哲学理论上来说，王阳明的观点更为完整。阳明的“亲民”既指关心民众的外在福利，也关心其内在德性，比朱子的“新民”更为全面。

“从内在意义来讲，两者各有道理、各有侧重，到底取哪种，取决于历史实际。”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国荣点评时表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人格既要加以变革，又要加以关心和引导，两者都必不可少。

整场论道，既有立场的交锋，也有智慧的融合。嘉宾们的共识是：朱子与阳明虽路径不同，却同归儒学正统，为当代的生活实践提供了精神指引。正如董平在总结中升华了讨论的意义——阳明学的伟大在于教导人们直面当下真实，实现内外合一，成就完整人格，“我们背靠五千年文明，脚踏当下大地，面向无限未来。”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