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0月21日晚，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执行院长黄朴民，走进该校图书馆“越读汇”，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维及其当代价值”讲座，带领听众沉浸式感受古典军事典籍的智慧魅力。

受访者供图

2023年电视剧《狂飙》热映，剧中角色高启强研读《孙子兵法》后沦为黑社会头目，这引发不少观众困惑：一部经典为何会“引人入歧途”？普通人是否还有必要读这部书？

黄朴民首先指出，《孙子兵法》与儒家《论语》《孟子》、墨家《墨子》、道家《道德经》存在本质差异。后者均属诸子百家范畴，聚焦“价值理性”，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与道德伦理导向——无论是儒家的“积极入世”，还是道家的“减法哲学”，都蕴含清晰的人生价值取向。但《孙子兵法》不在诸子百家学术谱系中，它属于“工具理性”的产物，无强烈价值导向，更像一门实用技艺：正如学好物理学可服务不同国家，《孙子兵法》本身是中性工具，好人学之能提升行善能力，坏人用之则会加剧作恶本领，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动机。

其次，传统文化学习需遵循“系统次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没有任何一本书或一个学派能“包打天下”：儒家虽能树立道德标杆，却难免“眼高手低”；道家虽能让人获得精神自由，却易陷入“消极躺平”；即便如商鞅变法，虽推动秦国强大，也因严苛留下隐患。

高启强学《孙子兵法》走偏，与“引路人”密切相关。剧中正面角色安欣听说高启强打算经商，便建议他读《孙子兵法》，这一建议存在明显偏差——正确顺序应是先读《论语》，筑牢人生价值底色、校准人生航向，树立正确“三观”；再读《道德经》，领悟“取舍放下”的智慧，不被功名利禄裹挟；最后再学《孙子兵法》。这部典籍聚焦战略、能力与智慧，需以儒家立场为根基、道家境界为支撑，才能避免“走火入魔”。高启强跳过前两步直接学兵法，自然易入歧途。

《孙子兵法》的竞争之道

《孙子兵法》的作者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现存主要有两个版本，分别5900多字和6000余字，共13篇。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自身强大的实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战胜对手，必先“做大做强、立于不败之地”。但这并非机械唯物主义，更接近早期辩证唯物主义：仅靠实力不够，正如水本是静态，若不引导激活，终是一潭死水；唯有通过“造势”，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释放实力的最大能量。二者结合，方能实现胜利。

田忌赛马的典故印证了谋略的价值：当双方实力相近时，谋略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甚至成为压垮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须明确前提——若己方三匹马均为下等，无论如何排列组合，终会都会以0∶3落败。因此孙子强调，无论是“伐谋”“伐交”，还是“伐兵”“攻城”，最终胜利的根基仍是实力，但实力不可机械看待，需通过谋略让能量“淋漓尽致释放”。

唐太宗李世民曾评价：“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虚实》篇的核心是“抓重点”。现实中，不少人感到“忙碌”，实则是“瞎忙”——因缺乏方向、计划与目标，“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西瓜与芝麻。孙子认为，用兵最忌讳“平均使用力量”，“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若凡事追求“既要……又要……还要……”，终会顾此失彼。

《孙子兵法》的博弈之道

《孙子兵法》聚焦竞争与博弈，核心是解决“胜负输赢”问题。在孙子看来，竞争的关键在于战前“算策”——即判断“能不能打”，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具体分两步：

第一步是“全面收集信息”。大数据时代信息愈发充分，事物的发展趋势便清晰可见。即便是看似迷信的算命、看风水者，其判断也是基于大量信息处理与经验积累。正如曾国藩用人，面谈时不依赖简历，而是观察对方说话的语速、眼神是否飘忽、坐姿是否端正、面色是否骤变，以此判断对方可胜任师长还是营长——这正是传统智慧中“信息分析”的体现。

第二步是“辩证分析利弊”。孙子与老子观点一致，认为世间万物皆是“利与弊的统一体”，高明的战略在于“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身处困境或被动局面时，看到有利因素才能咬牙坚持，避免破罐破摔；处于有利或主动地位时，察觉不利隐患才能保持清醒，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孙子兵法》言：“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世间无绝对的利与害，若想把握事物的益处，就须容忍并应对其潜在的弊端。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醒人们：追求完美固然可贵，却易导致“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切不可等到“八九分把握”才行动——彼时机会早已流失，即便只有五六分把握，也需果断行动（风险本是行动的常态）。而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看清全局，是竞争与博弈的核心前提。

《孙子兵法》的战略之道

何为战略？黄朴民认为，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核心解决四个命题：“做不做”“何时做”“何地做”“何人做”。

第一，“做不做”。许多事情虽有意义与价值，理应去做，却需结合自身团队实力、自身条件及竞争形势综合判断。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在《战略论》中指出：“所有战略问题的根源，皆在于对‘做不做’的犹豫不决。”

第二，“何时做”。时机不当易陷入被动：正如“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若过早行动，易成为矛盾焦点与众矢之的，陷入“四面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孙子兵法》倡导的，正是“把握时机、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的智慧。

第三，“何地做”。核心是“水土适配”问题：同一件事，在绍兴可行，在青海未必可行；在日本能成，在菲律宾未必能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设立多个沿海开放城市，后又推进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这些区域虽均获政策支持，发展程度却因禀赋差异而各不相同，正是“水土适配”的现实体现。

第四，“何人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足见用人是关乎战略全局的关键。现实中，许多好思路、好想法难以落地，往往是因团队成员无法独当一面。

逆向思维：战略思维提升的秘诀

黄朴民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反映在战略思维中，便是“既要依规办事，又要突破制度桎梏”：任何制度皆有缺陷，且存在滞后性，难以完全适配动态变化的现实。这种“逆向思维”在《孙子兵法》中体现尤为明显：

其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与“君命有所不受”的辩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孙子兵法》却提出“君命有所不受”——这种看似“反动”的观点，实则是提醒管理者把握平衡：既需维护纪律严肃性，又需赋予执行者适度自主权。若凡事皆“君命有所不受”，必会一盘散沙、政出多门，这肯定不行；可在封建社会信息滞后的背景下，若皇帝不懂军事却包揽所有决策，前线将领毫无指挥权，胜利也无从谈起。

其二，“痛打落水狗”与“穷寇勿迫”的取舍。《狂飙》中，高启强曾叮嘱弟弟在工程事务中“留意《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教诲”——“穷寇勿迫”即不对穷途末路者穷追猛打，避免其“狗急跳墙、鱼死网破”，而深层智慧更在于：在不少场景中，“除恶不尽”反而必要——保留适度的对手与竞争，恰是自身持续发展的动力。

人不怕有对手，最怕“打遍天下无敌手”：若周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反而易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终在阴沟里翻船。“出淤泥而不染”的逆境坚守固然不易，“濯清涟而不妖”的顺境清醒更难能可贵。正是因百事可乐的竞争，可口可乐才得以长盛不衰；正是因空客的崛起，波音才持续改进技术——《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智慧，正是对正向思维的补充，能在“正常中发现异常、合理中找到疏漏”。

黄朴民强调，《孙子兵法》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辩证思维。学习时不应局限于军事规则，其思想与方法论才是核心灵魂。孙子的初衷，是希望世人领悟兵法的灵魂；而他更深层的期许，是世人学懂后“忘掉兵法”——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孙子眼中，“无规则”便是最高规则，也是唯一规则。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今日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