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漫长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中国传统书法逐渐走向世界艺术之林。回望古代，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趣，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产生过重要影响，包括魏晋尚韵书风对日本奈良书风形成之影响，唐风宋意对日本平安书法风格的塑造等等。明清书法对日本江户文人书法高潮的形成以及日本书法日趋走向平民化的社会思潮影响显著，成为当时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标志，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首先，明清书风的转型与帖派书法的风格多元化，为满足日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诉求提供了条件，奠定了日本取法明清书法的审美取向与艺术基础。明清书法比起汉魏、晋唐书法虽有所衰退，然而形态纷呈、名家辈出，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在江户时代推崇儒家文化的背景下，这些明清书法作品正好符合江户文人的审美需求，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书法文化碰撞与共鸣。在明代前期，以“三宋二沈”为代表的传统帖派书法家，延续元代赵孟頫的复古思潮，追求笔法精妙的魏晋帖学古韵，逐渐走向结体端庄、缺乏生气的“台阁体”。这种以实用为主、带有功利性的书法审美范式固然不值得大力弘扬，然而也迎合了江户文人对于书法艺术“雅正”的审美需求，因而颇受青睐。同样，文徵明楷书、董其昌行书也因其结体的严谨、意境的雅逸而深受江户文人的追捧。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追求自我意识和个体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兴起，徐渭、王铎、张瑞图等极力突破传统笔墨束缚，热衷于通过狂草书写来宣泄人性的情感，产生了一大批高堂大轴作品，同样引起日本书法界的极大兴趣。其中，王铎的草书，笔力沉雄、章法奇绝，深受日本书法界的推崇，尤其在武士阶层文人中享有盛誉，在日本民间甚至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说，可见王铎书法在日本的影响力。这些高堂大轴至今仍散存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书道博物馆以及一些日本民间私藏家之手。对应于高堂大轴的创作，董其昌则倡导“淡墨”，追求文人逸气，使得传统帖学风格渐趋多元，这也符合日本书家对多样化书风的审美认同。至清代，阮元、包世臣倡导“碑学”，推崇汉碑的雄浑气象，形成了碑学与帖学并存的局面，碑学在日本，同样也得到了不少书法人的效法和追随。

其次，明清书法对江户文人书法的塑造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有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1633-1854），不过与中国还是保留了部分贸易通道，当时的长崎港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枢纽。此时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趋于稳定，町人阶层（市民阶层）开始崛起，他们推崇中国儒家，对朱熹学说乐于接受。因此，他们对于明清书法的诉求，也属于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文化思潮。明清书法对江户时代书法的传播方式是多层次的，传播路径也是双向的。其一是明清书法作品的大量输出。日本学者大庭修曾根据当时的长崎竞标买卖记录，得出江户时期有大量的中国书法作品输入日本的事实，这一点在马成芬著作《唐船法帖的研究》等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其二是书法文献也不断地输入日本，包括明代《停云馆帖》《戏鸿堂帖》，清代《三希堂法帖》《快雪堂法帖》等官方刻帖以及明清时期董其昌、文徵明、王铎、傅山等法书民间刻本，还包括被翻译成日文后得以广泛流传的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相关理论著作，成为江户文人重要的书法学习典籍。日本文人也积极收集中国书法文献，甚至给中国文人写信交流，通过“唐通事”（中日翻译）了解中国书法的最新发展情况。其三是在中日人员往来过程中交流书法艺术。明清时期有大量赴日的学者、商人、僧侣，他们成了书法传播的主力军。如清代康熙年间，中国僧人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在弘扬黄檗宗佛教的同时，也间接传授书法笔法与审美；乾隆年间，中国商人林道荣在长崎经营贸易，为江户文人介绍碑学。这些书法传播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日本本土化的“和样书道”等艺术改造，为江户文人书法高潮的形成甚至日本近世文化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最后，江户时期对明清书法的接受逻辑也值得研究。在接受过程中，既重视模仿与借鉴，又追求创新与改造；既积极主动吸收，又能反向输出。明清书法对江户文人书法起到了主导性的塑造作用，表现在书体、审美、风格等多个书法艺术层面，江户文人吸收了明清文人“以文养书”的书法理念，重视清代碑学“重古意、尚天然”的审美取向，将本土书法风格由“精致”转向“古朴”，等等。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明清书法移植与再现，而是积极融入日本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本土化改造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书法艺术风格。如日本书法家在接受董其昌“雅逸”风格的同时，增加“温润”的本土审美特点，最终形成了“董风变体”。江户中期日本书法家市河米庵借鉴清代邓石如隶书笔法，同时又融入日本本土的“片假名”章法韵律，形成了风格独特的“米庵体”，成为江户碑学书法的代表。江户后期文人富冈铁斋，将明代徐渭的狂草、清代伊秉绶的隶书与日本的“假名书法”熔为一炉，风格独特，成为江户文人书法本土化创新的一个典型。江户时代针对明清书法的改造性吸收，反过来又启发了明清书坛对于书法风格多样化的持续追求；而日本近世书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了中国当代的“现代书法”。这种文化互鉴与共生的良性循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韩国世翰大学教授、博导）

（内容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