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们这批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断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我出身于农家，自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便与哲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了9年之后，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多次赴海外参加哲学、宗教、文化等各种学术活动，亲眼见证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地位的变化，也不断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如今回望自己的学术之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就是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

一

自初中开始，我就喜欢历史。高一上学期，我从图书馆借到联共（布）党史，从中第一次了解到了唯物论、辩证法。后来又接触了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等书，对哲学中蕴含的理性、思辨愈发感兴趣。当时全国仅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它也就成了我填报志愿的首选。1955年，我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时期正是国家吹响“向科学进军”号角的时代。“向科学进军”振奋了全国的学术界，做学问蔚然成风。外语系名教授胡稼胎为哲学系的研究生、助教和进修教师开设英文名著选读课程。虽然当时我还是一年级本科生，但系主任郑昕同意我们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选修。这一年多的跟学也为我以后研究外国哲学史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中宣部指导安排了两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学术会议。在自然科学方面，“青岛遗传学会议”公开挑战米丘林学说，揭露李森科的伪科学，为遗传学的科学性和地位辩护，可以说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摆脱苏联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影响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深层背景来看，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在自然科学领域探寻自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在人文社科领域，1957年春节期间，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敢于表达自己学术思想的一场会议，更是中国哲学界集中对哲学界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奉斯大林—日丹诺夫教条主义为圭臬的一次挑战。在这次会议上，参与的百余名哲学工作者、历史工作者用大量史实证明，切勿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史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实施“双百方针”的一次可贵尝试，更在于它是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份可贵的遗产，可以启发当代乃至后世的学者要有文化担当，秉持自由思考和人格独立。为了把这份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200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五五级同学欢聚入学五十周年时，我们决定收集、编撰这次大讨论的历史资料。2006年5月，我为此事筹集经费并在杭州召开碰面会，赵修义、张翼星两位同学从海内外收集了大量资料，并联系世纪出版集团进行出版。2012年11月，《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正式出版，这本长达677页的书是我们向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的献礼。所谓“守道”，即持守中国学者的学术之道。走中国自己的学术之路，这不仅是中国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理想，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的号召。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哲学社会科学也从一片荒芜中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9月，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所有不同单位的目标是一个，就是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

消息传来，我意识到社会科学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杭州大学任教时，我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它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爱智慧、尚思辨、运用抽象的逻辑概念追问宇宙、社会和人生奥秘的思维风格和学术传统，从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在继承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发展哲学形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思维风格。

然而，随着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明逐步成为现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强势文明。一方面，以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等其他文明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另一方面，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只能复制西方学者的成果，毫无自己的创新。在十多年的对外交流中，我几次听到类似的、不经意的言辞：“几本外文书就可以养活一个中国学者”。

“反者道之动”，单靠言辞上的辩驳无济于事，关键是把这种轻蔑性的话语转化为自己钻研、创新的动力。1979年，中国社科院牵头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中外文史哲六大套多卷本，并提出了三项标准：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切忌从条条框框出发；以原始文献为本，同时要吸收近几十年来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独创。

由汪子嵩先生主持编撰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就是其中之一。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汪子嵩先生了解我对当代西亚和希腊历史的爱好，认可我在古希腊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让我也参与到《希腊哲学史》的编撰中。我主要负责收集希腊哲学史涵盖地区的社会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成果，撰写第一卷到第四卷《绪论》中的主要部分，研究文稿中涉及的社会历史背景。

身处中国大地，如何编撰出一部可以与国际对话的《希腊哲学史》？这是我们在编撰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既要抛弃在“日丹诺夫定义”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不能把希腊哲学史只归结于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斗争，也不能脱离西亚、埃及、希腊等具体社会历史发展情况。

为了尽量收集大量一手、二手资料，原原本本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希腊哲学史，1988年我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际考察。短短一年，胜似两三年，我不仅收集到了第二卷有关柏拉图和智者运动的材料，还找到了和第三卷、第四卷有关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对希腊哲学、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从来不会崇洋媚外，也不会全面否定西方文化和古代地中海文化。中国学者或许在希腊哲学、希腊文化研究领域有滞后，但我们在语言分析、资料运用与诠释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从汪子嵩先生主持编撰《希腊哲学史》，到其出版发行，我们花了整整28年的时间。这套重达8公斤的巨著中，凝结了一代中国学者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所花费的心血。20世纪末，中国社科院原哲学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中宣部原理论局局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率中国哲学界代表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除了携带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之外，挑选了已出版的《希腊哲学史》前两卷作为中国哲学界的献礼。据他回忆，“外国哲学界感到吃惊，中国哲学界也有人撰写这么大部头的《希腊哲学史》”。这部书也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总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如今想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做出的一系列探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摸索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同苏联式教条主义简单化划清界限，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文史哲“史实”出发，吸收借鉴别国的文化成果，发展成独有且经得起国际同行挑战的创造性成果。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作为一名学者，我亲身参与、见证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七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有些甚至让世人刮目相看。当这些无数的“个案”上升到“一般”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也就依稀可见。

我们反对“文化自卑”，也反对“文化自恋”，持守“文化自信”。“西方中心论”曾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认为西方文明才是适应世界的“普适性”文明。虽然西方文明也是璀璨且深厚的，但是“西方中心论”制造了“西方”与“非西方”，特别是“东方”的二元对立，盲目地把欧洲或者西方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无视甚至否定其他地区人民的历史。坚定文化自信，就要纠正“西方中心论”，正确看待中华文明在繁荣世界文明中的独特作用。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内涵和外延愈发丰富。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根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标。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正是从根脉吸取养料，为实现远大目标铺平道路。在这条学术大道上，我很庆幸能做一枚铺路的石子。

上世纪80年代出国学习时，我到那不勒斯火车站提取行李，工作人员看我一副书生样，很客气地问：“您是日本人吧？”我回答“我是中国人”后，他马上换了一种语气说：“哦，那你在哪个餐馆打工？”在他眼中，中国人到意大利就是开餐馆、做皮包的。如今，我再次故地重游，一切已是新景象。正是在一批批中国学者的探索下，我们开辟学术新领域，发表独到见解，在国际学术界站稳脚跟，也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和佩服。

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同年轻人是大不一样的。我们这批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学术之路的发展，更相信有志向、继承优良传统的人文社科学者一定会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内容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