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九百载   风骨贯长虹金永潮

在陆游诞辰900周年的历史节点，翻开莫砺锋教授所著的这本《陆游十讲》，仿佛推开一扇通往南宋的时空之门。这位以“亘古男儿”著称的诗人，在莫教授的笔下不再是教科书中的爱国符号，而是以儒者风骨、诗人才情、凡人情感交织的立体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以半生学术积淀为基础，将陆游研究从故纸堆中唤醒，赋予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莫砺锋教授开篇即以“以儒学为本的人生观与诗学观”为切入点，揭示陆游诗歌中“远之事君”的社会功能与“迩之事父”的个人抒情如何完美统一。这种儒学底色在《慷慨激昂的爱国歌吟》一讲中尤为鲜明，当教授引述陆游“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诗句时，我仿佛看见这位绍兴主簿在宁德县衙秉烛疾书，将收复失地的壮志熔铸成《金错刀行》的凛冽刀光。

书中对陆游宦海沉浮的梳理极具历史现场感。莫教授通过《入蜀记》的细致解读，还原了陆游在南郑军幕期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迈岁月。当读到“铁马冰河入梦来”并非文人虚写，而是源自南郑军中真实体验时，陆游诗歌中那种金石铿锵的质感愈发清晰。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勾连的书写方式，让爱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具象化的生命体验。

《陆游的感情世界》一讲颠覆了传统认知中陆游“只知爱国”的刻板印象。莫教授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逐层解析《钗头凤》词中的“红酥手”“宫墙柳”等意象，通过南宋行宫建制考证，击破“红酥手乃烧猪蹄”的市井谣传。这种将文学研究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让沈园墙壁上那抹泪痕穿越八百年依然湿润如初。

在《耕读生涯与慕陶情结》一讲中，莫教授发现陆游对陶渊明的接受呈现“少年喜爱-中年疏离-晚年回归”的三段式轨迹。这种学术发现与陆游《五更读书示子》中“半盏残膏未为费”的勤学形象形成互文，揭示出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传统如何在陆游身上得到完整呈现。其书斋中的“读书”诗作，既是个人修养的记录，更是对儒家“学而时习之”精神的现代诠释。

书中特别强调陆游对华夏山河的深情书写。从稽山镜湖到巴山蜀水，陆游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诗作中“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的壮阔意象，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美，更是对文化认同的强化。莫砺锋通过分析陆游笔下的北方沦陷区山水，揭示其“模山范水”背后潜藏的国土意识——这种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记忆的创作方式，为当代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作为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莫砺锋教授在《陆游十讲》中展现了卓越的学术转化能力。他将“诗家三昧”这一专业概念，转化为“雄浑奔放的诗歌风格”的通俗表述，使普通读者得以理解陆游千古名篇的创作奥秘。这种雅俗共赏的写作策略，在《与杨万里、辛弃疾的比较》章节中尤为明显，通过坐标定位法，清晰勾勒出陆游在南宋诗坛的独特地位。

书中对陆游与范成大、辛弃疾等人的友情书写，亦展现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风骨。当陆游因“嘲咏风月”被罢官归居时，他选择在山阴农村过着“渔舟樵径，茶碗炉熏”的耕读生活，这种将精神追求置于功名利禄之上的选择，与陶渊明的隐逸传统形成跨代对话。莫教授通过上百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诗作分析，揭示陆游内心深处对和平农耕生活的向往，其抗金复国的终极目标，正是为了恢复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

书中附录的《陆游简谱》堪称学术普惠的典范。这份以时间轴呈现的诗人年表，将陆游在宁德主簿任上“表彰孝子陈嗣光，立孝廉坊”的政绩，与《示儿》绝笔的时间节点精准对应，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感受诗人生命的完整轨迹。这种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努力，恰如陆游在宁德推广茶渔果稻的务实精神，实现了文化传承的当代价值。

掩卷沉思，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恨，在今日已化作“王师北定”的现实图景。但《陆游十讲》给予当代人的启示远不止于此：当莫教授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文化普及的实践，当古典诗词成为滋养现代心灵的活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北定中原”？在这个意义上，每位读者都成为了陆游精神的新时代传人，在书页翻动间，完成着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

作者系绍兴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教师

山河铸就的时空答案

郭晔旻 

作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书中主要讨论了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当然，《何以中国》里也驳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能绝对说地理环境就具有决定地位。

譬如古代的徽州与山西商人很引人注目，一些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山多地少，靠农业无法维持，继而发展商业。但作者质疑：“中国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很少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出徽商、不出晋商呢？”譬如明清时期的浙江绍兴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地方，但绍兴人找到的出路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当师爷。可见“两个地方，它们的地理环境差不多，但是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经济都不同”，也就是有着地理之外的原因。

不过，地理因素仍不可忽视。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的兴起都与大江大河有关，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世界最长的10条大河中，只有中国能完整地拥有两条——长江和黄河”。这一点实在意义非凡：“如果只有一条河流的话，随着气候条件变化，这一条河流本身免不了要出现衰落，但是我们拥有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是交相辉映的”。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的良渚文化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建立了早期国家。可是，“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原地区的持续崛起，最终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何以中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列举了几个原因。  

第一，气候适宜。“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当然令人想起了河南的简称“豫”字的由来。既然大象这样一种今天典型的南方动物能在古代的河南出现，当时中原的气候显然更接近亚热带乃至热带。反观纬度靠南的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就是对这一恶劣气候的形象描述。

第二，从地理上看，黄河中下游平原面积不但远远超过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甚至“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堪称“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不仅如此，这块黄土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即使在只有石器或简单的木制农具的情况下，上面的植被也容易清除，容易开垦成农田，并且容易耕种。而且，平原地带“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下，“诸夏建成夏朝绝非偶然”。

但是，先秦以降，黄河流域却逐渐失去了气候、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历史上的气候逐渐变冷，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却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迁入造成的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在这方面，作者提到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实例。上古时期，“江”“河”都是专名，前者指长江，后者指黄河。可是，由于大量泥沙流入河道，春秋时期，黄河已由清变浊，而被称为“浊河”，到了西汉初期，终于有了“黄河”这样一个形象的名字。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却成为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居的乐土。”于是，当黄河流域因天灾人祸陷入衰败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及时弥补了供应不足。无论是北宋的“苏常熟，天下足”，还是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以及“苏（州）松（江）赋税甲天下”，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因此作者才有理由在书中断言，“要是中国只有黄河，中华文明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因为有了长江，自黄河流域开始出现衰退，即由长江流域补充替代，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将中华文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厘清了内部双核心的演替之后，作者将视野进一步扩大，探讨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定位。无论是地中海附近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还是古代的印度，它们距离东亚的中华文明都相当遥远，而且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地理障碍，“工业革命以前，在缺少机械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些地理障碍无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极其高昂，风险极大”。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始终保持着独立、延续的发展。

作者系知名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