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读罢《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一书，脑海中冒出《光亮》中的这句歌词：“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地去回应。”《光亮》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之一。

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随着历史的嬗变，当年的这些故宫掌门人，逐渐隐入尘烟。然而，他们是绝不容被忘却的，因为他们是用尽全力守护人类最伟大宝藏之一的人。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迫迁离紫禁城后，偌大一个文物宝藏该如何处理，刚刚步入现代的中国，一时间毫无头绪。逆产乎？文化乎？

这时候，一个极富洞见的人物出现了，他叫李煜瀛。他被邀请见证溥仪出宫；溥仪迁离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留法俭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推动了中国最早的勤工俭学，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先进文明。正是他，因为受到卢浮宫改为博物院的启发，最终促成了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李煜瀛在1924年12月底提出建博物院动议。次年9月底，他召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讨论博物院建设事宜。北洋政府非常支持这一方案，旋即予以批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便正式落成，李煜瀛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首任负责人，神武门上最早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就是他手书的。

192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李煜瀛发表讲话：“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

诚然如此，溥仪迁离后，故宫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庄尚严《山堂清话》记载，工作人员于1924年首次点查故宫文物时看到的大内现状是：“每到一个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

1926年，北京又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故，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城。直鲁联军中的几名军官，竟带兵直闯神武门，指令故宫须腾出房间用以驻军。先例若开，将对故宫及其中的珍宝造成灭顶之灾。当时故宫第二任掌门庄蕴宽，直接向临时负责维持北京治安的赵尔巽、王士珍求助（赵与王则是之后故宫的第三与第五任负责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各路军阀发布了“故宫内永不驻军”的联合公决。

在宫苑老化与兵燹威胁之外，还有人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即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年后，仍有激进者，坚持主张“皇宫是天字一号逆产”“研究宫内如何设备，皇帝的物事如何办，岂不是预备将来哪个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结论是“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万幸最后在马衡等人努力下，故宫得以维持。

但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外敌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中的珍宝南迁。

受命执行南迁任务的，是故宫第六任负责人易培基。当时故宫整理了共计13427箱又64包文物，分五批，历时四个月，送到了上海的租界中保管。押送这批文物的，是即将成为故宫第七任负责人的马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已全面接管故宫事务的马衡，在终于清点完南迁文物时，又接到了文物西迁的命令。这次迁徙，时间更为迫切，交通更为艰险，形势更为严峻。终于，在历时两年之后，大部分文物陆续抵达四川。

值得铭记的是，在南迁与西迁的艰难时刻，故宫竟多次组织了文物的国内外巡展。1935年，故宫精选一批文物参加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产生巨大反响；1940年与1941年，故宫文物又分别参加了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可以说，故宫在最艰难的时刻，用艺术交流的方式沟通国际，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为抗战做出了独特贡献。

1942年，在重庆举办了“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在重庆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其中，东晋王羲之的《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唐代卢鸿的《草堂十志图》，宋代范宽的《群峰雪霁图》，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等最具价值的珍品，都一一向国人展示。《中央日报》对1943年那次展览的赞誉是“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活生生的中国艺术史”，是“从帝王的书房里解放出来”“又从日寇的觊觎下抢救出来的伟大民族艺术遗产”。而这次展览更为重大的意义，则如马衡所言：“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一片鳞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忍听；人守礼心守静，悠扬古琴弹君子心。”——这是《天地龙鳞》中的一句歌词，《天地龙鳞》也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之一。浏览《故宫掌门人1925—1949》“图说”部分的老照片，我不禁泪下。经历了数任掌门人的坚守，老照片里的故宫活到了新中国，活到了今天，而且活得更好了。古人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坚守于动荡和烽火年代的故宫掌门人，真可谓君子也。

作者系北京读者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