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吃一点地瓜，已有一段时间，因为地瓜有益于养生健体。前些天女儿买回一小箱地瓜，五斤售价二十五元，使我这个很少涉足市场的“桃花源中人”大开眼界，地瓜之价如同米价，不说身价百倍，也是今非昔比，当刮目相看。

在故乡会稽山麓，地瓜被称为蕃茹。我知道蕃茹生产的全过程，从小就见母亲育蕃茹种、插蕃茹苗、翻蕃茹藤，直到掘蕃茹以及将蕃茹藤上的叶子加工成猪食。在我们那边，蕃茹与六谷（即玉米）一样，是常用的杂粮，作为主粮大米的补充，在饭前或饭后吃一点，感觉不错。蕃茹片晒干了，过年时节炒一下也算年货。“困难时期”之初，蕃茹与六谷、大米三分天下，成了主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其远没有大米饭爽口，却聊胜于无，总比饿肚子强，以至百吃不厌。

有一天，我家一只鸡窜入粪缸淹死了，有好几斤重，那时难得吃到猪肉鸡肉，家里舍不得丢。奶奶说，把它埋到土里去，让泥土把臭气吸掉，洗干净了可以吃的。这办法还真不错，虽然现在想起来有点恶心，但那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忽然想起家里没有大米，吃蕃茹配鸡肉似乎过于奢侈。幸好表妹寄养在我家，有十斤米每月的搭伙卡。因为是山区，离我家最近的王化粮站售粮是要搭配蕃茹的，搭配十分之三还是搭配二分之一的蕃茹，我早已记不清了，一斤米相当于七斤地瓜，却是明白无误的。定粮供应的大米，售价一斤一毛多，折算成蕃茹，一斤价格不到两分钱。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感到这价格低得不可思议，但不要忘了这是“定粮”，定粮外的米价，大约两块钱一斤，那叫“黑市”。我那时虚岁十三，奶奶就叫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到十里路外的下堡村去，那边水田比山地多，兴许不要搭配蕃茹，就请舅公帮我们到丁岸粮站去买。

有鸡肉配米饭的诱惑，我们兄弟俩积极响应。已经六十多岁的舅公也很配合，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正坐在专用座椅中做草鞋的他，立马就站起来，解去做草鞋时用的围裙说：“阿兴，你们等一下，我去去就回。”接过米袋和搭伙卡，他就出门了。下堡到丁岸五里路。舅公果然马上就回了，却不无沮丧地说：“啊呀，阿兴，丁岸粮站也要搭配蕃茹的。”舅公不忍心看着他妹妹的这两个尚未成人的孙子空手而回，就去里屋里装了一袋米，出来说：“阿兴，这十斤米你们背回去吧。”

背着这十斤米回家，不仅背上有点沉，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是失望，是辛酸，还是欣慰？天已渐渐地暗下来，来回已走十五六里路，走得有点累了，索性就在一个叫隆庆庵的路廊歇脚。隐隐听到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慢慢地，看到一个背着挎包的人影，继而看清了，竟然是在离家三十里路外的王坛镇供销社工作的父亲。父亲也感到意外，听我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什么都没有说，只见正在吸的香烟头在黑暗中火光闪烁。吸完那支烟，他方才站起来说：“回家吧。”

这是一直保留在我脑海中的关于蕃茹的记忆。我因此感受到舅公的朴实和宽厚，一直念着他的雪中送炭。我也一直记着在隆庆庵中父亲的沉默以及他那在黑暗中火光闪烁的烟头。当然也不会忘记，那时候蕃茹价格很贱，即使是七斤蕃茹抵一斤大米，也都只想要一斤大米而不想要七斤蕃茹的。

我到福建之后，改称蕃茹为地瓜，据说福建本地话也称蕃茹，但前后左右，凡是说普通话的，似乎都叫地瓜。福建地瓜很多，尤其在闽南一带，外地人甚至称带有闽南方言味的普通话为“地瓜腔”。在闽东时，还知道当地人所谓的“地瓜米”，就是我老家的蕃茹丝。“地瓜米”的“米”字，用得相当准确，点出了它的实际用途，那时在福建乡村，它确实还在充当或替代大米。

地瓜的身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提高的。

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告别了缺粮的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粮票、肉票、油票等作为物资紧缺标志的所有票证都已只剩下收藏价值。购买大米时数量没有限制，价格市场调节。说来也怪，可供人吃的东西多了，饭量也就大大减少，原先每月三十几斤大米只够一个男人吃，如今可供一个三口之家。

地瓜无须再去充当大米，成为饭前饭后的风味小吃，它的功能变了，甚至被列入“蔬菜”的行列。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看重养生健体，就会想到对各种食品的构成进行检测。医疗科学的发展，又为这种检测提供了相关条件。于是，对于各种食品的功能，人们时有新的发现，丑小鸭成为白天鹅的事也不罕见。早些年就听说过，茄子、土豆、芦笋等都是健康食品。地瓜就在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就连以前只能充当猪食的地瓜叶也成了蔬菜可以炒了吃，听说味道不错，还要六块钱一斤呢！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