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与“北京人”的身份擦肩而过，这段往事，他念叨了近七十年。

那是1959年，江南绍兴还浸润在水汽里。彼时父亲7岁，生得眉目清亮，是村里出了名的好相貌。这年冬天，在北京工作的二爷爷回乡走亲戚，刚踏进奶奶家，目光就黏在了父亲身上。二爷爷夫妇在北京当工人，二爷爷工作的北京染坊，还藏着段让全家人骄傲的往事：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正是二爷爷亲手染制的！可夫妻俩却有个遗憾：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奶奶膝下有两子三女，父亲是她四十多岁高龄生下的小儿子，极其宠爱。家里虽穷，但凡有口饭、有块糖，奶奶总先塞给父亲。二爷爷思虑再三，终于还是向我奶奶提起了领养的想法：“婶子，您把小侄子交给我们，城里的学校好，我们让他吃穿不愁，比留在乡下强百倍。”

一边是吃不饱饭的农村，一边是能给孩子光明未来的北京，一向精明能干的奶奶掂量了很久，最终，她红着眼眶点了头——她想让儿子过上好日子。

约定好接父亲去北京的日子到了。二爷爷夫妇拎着鼓鼓囊囊的布包，包里装着簇新的衣裳。河埠头也停好了租来的乌篷船，船老大叼着烟袋，在船头静静等候。

当大家热热闹闹寒暄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父亲没了踪影。房前房后找了一遍，还是不见人。奶奶虚张声势地嗔骂父亲，不懂事、调皮。这一刻，大家其实心照不宣：是奶奶反悔了。她舍不得这个心尖上的小儿子，却又不好意思驳了二爷爷的面子，只好偷偷嘱咐父亲：“等会儿有人来接你，你就躲得远远的，娘不叫你，千万别出来。”

我后来问父亲，当时为什么这么听话？他说，当时实在太小，只知道玩，姆妈叫他躲起来也就躲起来了。

二爷爷夫妇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我父亲，失望地留下一大包礼物走了。乌篷船的摇橹声响起，却没能载着父亲远行——他终究还是留在了孙家溇，留在了奶奶身边。这趟未启程的北京路，让二爷爷和奶奶家的关系冷了下来。

后来，二爷爷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孙淑珍。有一年我爷爷得了胆囊炎，急需氯霉素治疗，可绍兴的医院没这个药。父亲突然想起了北京的二爷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了封信。没过多久，一个包裹从北京寄来，里面正是救命的药——氯霉素。刚好，那时父亲捕到了一条罕见的大螺蛳青，足有几十斤重。于是晒成鱼干，寄到了北京市宣武区永光西街28号。

再后来，父亲成家立业，一直没有离开过孙家溇。有一次去北京出差，他特意去宣武区永光西街寻找二爹和堂妹孙淑珍。可当他辗转找到这条街时，居民区早已拆迁，不知所终。他不死心，又托熟人去宣武区派出所查“孙淑珍”，可电脑屏幕上一下子跳出几百个同名同姓人。父亲也就放弃了。如今父亲已入古稀之年，每当说起这段往事，记忆仍是那么清晰。

今年10月1日，我陪父亲母亲走了绍兴城的仿古城墙。在城墙边上，老父亲感叹：“要是当年真去了北京，能念上城里的书，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今日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