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望文生义。《越中杂识》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这话原由《晋书》王羲之本传简缩而来，连《晋书》说的“上书谢安”（当时谢安尚未出仕）也照录不误。因为是“简缩”，其中的许多弯曲也都被“简缩”掉了，上下文之间未必都有必然联系。只看这段文字就望文生义，从他的“疏”“谏”“争”“止”使“众皆韪之”，去推导其辞官的原因，也就难免有偏。

不可先入为主。根据《晋书》王述本传之记载，王述并非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圆通”之人。他年轻时王导风头正劲，“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王述却为此“正色”，说是“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致使王导“改容谢之”。王述也不是无能之辈，他的为官，《晋书》仅以“八字”为评，叫做“莅政清肃，终日无事”。这“终日无事”是以“莅政清肃”为前提的，并非游手好闲。然而，因为书圣王羲之“做官也做得相当不错”的正面形象先在自己脑中占了优势，就难得去想他的性格弱点，更不会去想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也有他的操守与业绩。

客观地说，王羲之敢于为民请命直抒己见值得称颂；有王羲之这种执着而不圆通之秉性的人也往往为官场所不容。然而，王羲之辞官，却与此并不相干。执着而不圆通与褊狭而不宽容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执着而不圆通的，有时也会褊狭而不宽容，这也是“一块硬币两个面”。不能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不能将性格的弱点也当作优点去欣赏去坚持去揄扬。同是执着而不圆通的官员之间，有时候也会弄得势不两立，此中起作用的恰恰是褊狭而不宽容。王羲之看不起王述，便当属后者，王述因此而“深以为恨”，也有这种褊狭而不宽容的因素。王述在赴扬州任刺史前“周行（会稽）郡界”，却没有这样的气度去向王羲之辞行，要不，他们之间或许也会尽释前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