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王羲之的辞官归结为他执着而不圆通的书生气不为官场所容，原是我多年前从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结论。我那时还认为，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比起王羲之，或许是要圆通得多的”。话虽然没有说死，但在我的潜意识中，总以为让王羲之受王述的领导与管辖，乃是贤与不肖的倒置，于是遂有王羲之的“耻居其下”及“谢病归”。

多接触一些史料，方知王羲之辞官的原因与我的推论尚有不少出入。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代他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过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王述日后升任扬州刺史，王羲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以免受扬州刺史王述之节制，因“行人失辞”，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柄。王述“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王羲之自己没有出面，他的下属偏偏又办事不力，于是“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凡此种种可见，导致王羲之辞官的是他那种心高气傲的性格弱点，或许也与他的“官念”比较淡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