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这一目标，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潘云鹤：《意见》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这说明，“人工智能+”行动不只是一次“1+1”的技术赋能行动，更是一场技术驱动生产力跃迁、从而倒逼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最后将会驱动一场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改革。我认为，这一改革的规模或许能与中国改革开放后那次经济改革相媲美。在那次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崛起。而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智能经济日新月异，科技型企业和科技企业家正不断涌现。从浙江创业“新四军”，到“杭州六小龙”，这一趋势在浙江已经非常明显。但是，目前这一改革主要还是自发的。怎样使上层建筑，包括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规划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我们当下要迫切考虑的。

首先，在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时，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两弹一星”是运用举国体制推进重大科研攻关的成功典范。人工智能技术与“两弹一星”技术都属于国家战略性技术，但其应用存在本质区别。“两弹一星”用于特定领域的威慑；而人工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不但需要被广泛掌握并应用于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其更大价值还在于融入并带动其他技术协同发展。国家层面不但应进一步加大对人工智能科技的总投入，还要通过平台和示范区建设，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种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场景的泛化与深化，大力培育新型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聚焦核心领域攻坚，完善产业生态，打造创新沃土。

其次，建立起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过去是企业家千方百计找学校、找机构购买科研成果。现在绝大多数AI企业家就是从高校里出来的，生产与科研一线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合适的生产关系，这种联系会产生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当前，对大模型的新架构探索往往需要数以亿计的投入，超出现有科研项目的限额，因此这种基础研究“高校做不了、企业不愿做”。需要进一步建立起新的AI科研投入机制，使科学研究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得益彰。

再者，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不仅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使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充分向“人工智能+”领域涌流，还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环境。

纵观全球，美国的很多企业家自己就是发明家，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里夫·马斯克等。今后，随着科技对经济驱动力的增强，我国也将迎来企业家同时也是科学家的时代。在当下，从科研人员转换为产业人员，或者兼具两种身份，面临着很多限制。怎么样打破这些限制，鼓励更多既懂科学也懂产业的人在“人工智能+”等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