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数字游民发展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呵护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

赵忠：劳动关系不明确会导致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不健全，这是数字游民，或者说所有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劳动者面临的共同难题。比如部分数字游民需要自己全额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还不能自己缴纳。另外，“自由”与“高收入”背后，是对个人能力、资源和抗风险能力的高要求。由于工作机会不稳定、专业技能迭代快，他们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问题。

流动性强，也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提出了挑战。比如生活方面，房东能不能接受短租？社保能不能“随人走”，跨区域报销？子女的户口和教育问题怎么解决？工作方面，数字游民高度依赖网络，旅居地能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网络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出现问题后方不方便修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数字游民还面临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一个人的居留地点频繁更换，他的社会关系将面临持续的解构与重建。数字游民容易陷入“永恒的异乡人”状态：既无法融入当地社群，又与原本的社交网络逐渐脱节。这可能导致个体的孤独与焦虑。

数字游民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良好生态的构建。这个生态，我理解是三方面的。

一是制度的生态。必须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在劳动关系界定上，探索更适用于灵活就业者的新标准，注意避免“数字过劳”等现象；在社会保障体制上，持续破解跨地域、多平台、间歇性工作者参保续保难题；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和行政法规，切实保护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实体的生态。小城市、县城和乡村要想把数字游民吸引过来，必须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在呵护好生态和人文底蕴的同时，加快完善交通、邮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对新经济、新业态更加包容，引导其与当地的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为数字游民提供创新创业的空间。许多数字游民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久了，已经从“游民”转变成“常住民”。要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既要正确处理他们与原住民的关系，引导原住民包容、欢迎他们一起建设家园，也要切实满足他们在安居、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三是虚拟的生态。数字游民游走于网络和现实之间，仅靠现实组织无法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可以建立更多线上社群和虚拟社区，为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数字游民提供交流、互动、探讨的空间。一方面，打造信息发布和技能培训、文化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为情感的维系提供纽带，使相同生活方式的人集聚起来，缓解孤独感。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数字经济大省、文化大省，对包括数字游民在内的各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天然的吸引力。据我了解，浙江很多地方，比如湖州、丽水等，已经有了数字游民社区的出现。未来，可以进一步把数字游民社区的打造作为沟通线上线下、实现健康发展的抓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定一个目标：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在现代技术进步下，充满激情、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向上向好机遇的发展空间，而不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在这一目标下，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同，不断优化社区的治理框架，为数字游民提供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服务，如项目引育、技能培训、公共服务等，推动个人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