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谈谈，数字游民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这一群体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赵忠：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数字游民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数字”，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平台来工作，比如视频博主、远程教育、远程咨询、远程编程等，目前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服务业。二是“游民”，他们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强，工作和生活的地理位置是分开的，比如身处乡村可以完成来自城市的工作指令。除此之外，数字游民往往热爱旅行，倾向于探索不同的人文环境，对世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比较自律，在工作上能自我监督；自理能力强，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数字游民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对就业形态的重新定义。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人们以数字为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深度变革引发了雇佣关系的转变。在劳动力的需求侧，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涌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在供给侧，各种数字化生产工具打破了许多就业岗位对时空的限制，使线上化、灵活化、零工化的劳动就业模式成为可能。第三，当代年轻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更加多元化，更追求精神的富足和生活的品质。部分人群厌倦了大城市的“内卷”，每天通勤要花很多时间，生活成本高、买房定居不易，因此把工作转移到线上，到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收入与生活成本差异，丰富人生体验。

记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英国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数字游民”的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数字游民发展趋势如何，与西方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赵忠：中西方的数字游民有共同特征，如个体流动性强、工作方式高度灵活、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等。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源于中西方迥异的文化背景。西方服务业发展早，很早就有自由职业文化，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体，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和雇佣关系，但进行的是远程工作。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中，稳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感和保障。

近年来在线办公、视频会议、平台直播等新技术更加普及，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理念。数字游民“边工作边旅行、边学习边交友”的美好愿景，对年轻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2022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专门就数字时代的雇佣关系展开调研，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数字游民数量会显著增加。一方面，中国的市场需求大，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发展迅猛，新增就业机会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风土人情不同，可以满足数字游民对旅居的需求。在欧洲，由于许多国家国土面积小，数字游民往往需要跨国流动，这会涉及工作签证、居留证等问题。而中国的数字游民目前主要是在国内的不同地区流动，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