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往前，1936年10月15日，弘一大师在鼓浪屿致广洽法师函：

……附一纸，乞交高居士。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也。

所谓《佛教公论》，是否就是弘一大师与郁达夫见面时赠送的书？目前无法确证，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知第一次见面之前，弘一大师笔下已有“郁居士”这号人。

郁达夫离开厦门前，曾赴广洽法师素宴，即席挥毫录弘一大师语：“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大事，岂可须臾忘耶。丁丑元日录弘一法师语，广洽大和尚正　郁达夫。”

从现在可查得的资料中可知，郁达夫在此后还与弘一大师有过交往。比如弘一大师在1939年农历六月十六日致李芳远信中提到：“郁居士诗稿，无有存者。”这说明弘一大师曾有郁达夫的诗稿。1939年5月12日，弘一大师在永春致广洽法师函中又说到了郁达夫：“附致郁居士笺，乞转奉。”由此看来，弘一大师与郁达夫曾有书信往来。

从1939年8月7日，弘一大师在永春致觉圆法师的信中可知，郁达夫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时还帮助过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在信中写道：“余之特别通行证，已期满。乞向师部换取新者。乞访蒋百齐参议室主任，或张参议长皆可。又郁达夫居士致钱东亮师长之介绍书，亦乞交去。”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仍不忘在各地弘法。由于是战时非常时期，通行证由军方掌管，郁达夫出面向军方师长介绍弘一大师，亦可谓鼎力相助。1939年9月7日，弘一大师又在永春致广洽法师函，言感谢施十金；现住山顶寺方便闭关，性常法师等住山下普济寺；画集尚未着手；郁居士函收到，请代为致候等。

如今人们对郁达夫与弘一大师交往的许多具体细节知之甚少。好在弘一大师的不少书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关键线索——由此可推断，郁达夫与弘一大师二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这份往来的起点，正是1936年底郁达夫那次满怀诚心的造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