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生曾驻足并描绘日本、“南洋”，以文写史，既深受海外文化影响，也对海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文学风格和审美不仅特色鲜明，还浓缩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史进程……种种因素作用下，郁达夫的海外“文”踪研究从未间断。

在英语世界里，郁达夫作品主要见于文学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讲席教授罗福林说，“在美国，《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必读作品之一”，他“基本上每年都会讲一次”。

早在1928年，郁达夫作品就有了日文译本。从“东京求学时对日本现代化的艳羡”到“在苏门答腊用日语与日军周旋时的悲怆”，被“撕裂”的郁达夫让在日本读卖电视台文化中心工作的古川由美感慨震撼。这促使她聚焦这位“文化混血者”在地理位移中的身份重构。

郁达夫的作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出版主题、数量更多，他甚至还成为了当地华文作家作品里的人物。新加坡南洋学会学者吴星华以《沉沦》中穿插英文、德文诗文的意义，以及郁达夫汉化外国诗文的翻译策略为研究对象，试图挖掘郁达夫民族意识表达的不同方式。

纵观海外，国族、城市、性别、战争、心理学、历史学……围绕郁达夫作品，可讨论的主题太多。他们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时髦理论重新阐释、解构郁达夫。广泛的国际关注，使得郁达夫研究不仅有文学学术价值，也拥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符号价值。

抗战前后，由于“南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文人为避难、求生计而南渡，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历史现象。他们多是当地教育业、报业等文化领域的“开拓者”，郁达夫就曾担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多家华文报刊杂志的主编。

那时的“南洋”是“文化低落”的地方，但他鼓励当地作家们有所创新、有所特色。针对当地华侨社会文化水平低、当地青年不少来稿写作面窄、内容空洞的现状，郁达夫作了大量文学创作普及和指导性工作。为了促进交流，他常去函向国内有影响的作家邀稿，也注意国际文学文化动向，将世界文学观念引进当地文坛。

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当地一批人成为抗战文学中坚力量。这也使得今天的新加坡文学和马来西亚文学，不是“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而是和中国文学共同组成一个多传统、多中心的华文文学世界。

纵观寰宇，古往今来，大家之所以为大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郁达夫，以及一大批那个特殊时代的文人身上，蕴藏着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自强、文明走向进步的精神密码，对整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来说，都有永恒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我们呼吁以更辽阔的时空视野重新走近郁达夫，对其人其事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仅穿透文字肌理读懂笔墨下的灵魂底色，更循着他的人生轨迹，追寻光辉的精神印记。